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到底要不要和日本全面开战，蒋介石心里一直拿不定主意。

1937年夏，蒋介石派陈诚和熊式辉分赴京沪杭一带，实地察看沿线国防工事，回来汇报战备状况。两个人面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熊式辉直接说：准备严重不足，现在打不得。陈诚则说：打不打，是领袖的决断，我不敢置喙，但只要命令下来，我就拼死去打。

这两句话，往后几十年的命运，基本上就此分道。

但如果把陈诚这一句话单独拿出来看，很容易把它当成一种官场上的应付之辞。事实上，翻看陈诚整个军政生涯，这句话不是说出来的，是用行动一遍遍夯实的。

时间拨回到1930年。那一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反蒋联军兵力远超中央军，前线形势极度凶险。许多将领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打仗留一手，保存实力，静观其变。陈诚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11师的师长，手里的兵并不算多，却偏偏在战局最胶着的时候，选择了最硬的打法。

在郑州一带的阵地拉锯战中，陈诚亲自到一线督战，顶着晋军的正面强攻就是不退。部队伤亡惨重，他没有请示撤退，也没有拖延等待，蒋介石的命令就是死守，他就真的死守。

这种打法在当时的中央军将领里并不多见，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中原大战打完，陈诚的第11师被扩编为第18军，陈诚出任军长。

"十一"拆开是"土"，"十八"拆开是"木"，这支部队日后被外界称为"土木系"，成了国民党中央军里最硬的一根钢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凌晨发动兵谏，华清池被包围，蒋介石仓皇出走，藏身山崖，随后被捕。

西安城内，随行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被集体扣押在西京招待所。枪托砸门的声音一响，现场乱成一片，有人跌倒，有人发抖，据说还有人当场跪下求饶。

陈诚没有跪。

被东北军押住后，陈诚当着张学良的面，把"犯上作乱"四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态度强硬到几乎不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俘虏。

软禁期间，陈诚拒绝进食，提笔写下遗书，言明若蒋介石出了任何差池，自己绝不独活。这份遗书后来辗转传回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看完，沉默了很久。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各人在事变中的表现一一过问。陈诚的表现，在蒋介石心里的分量，已经不需要再多解释了。

此后抗战期间，陈诚在淞沪、武汉两场大战中指挥均有争议，政敌借机猛攻，甚至有人喊出"杀陈诚以谢天下"，蒋介石却始终护着他，雷打不动。

1948年底，三大战役的结果已经无可挽回，蒋介石开始布置后路。把台湾交给谁，蒋介石没有犹豫太久，1948年12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彼时台湾物价崩溃，民心不稳，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留下的阴影还没散去，社会矛盾积压极深。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根子之一，就是始终没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陈诚到台之后，1949年4月，直接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强推"三七五减租"。

政策规定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上限不得超过全年正产品收获量的37.5%，而在此之前，台湾的实际地租普遍在五成甚至七成以上。

本地士绅地主的阻力相当大，暗中运作、软磨硬泡的手段没少用。陈诚动用警备司令部，直接抓人，对敢于阻挠者绝不手软。

减租成功后，1951年跟进"公地放领"，1953年再推"耕者有其田"，以公营企业股票和土地债券强制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农民，彻底打散了台湾原有的土地结构。

这一连串政策，日后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台湾经济能够起飞的重要基础。

地主手里的钱被挤进了工商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激活，粮食危机得到缓解，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一个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在岛上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