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冀南军区开会时，参谋万怀臣提到一个情报：山东武城县有座伪军炸药厂，设备是日本货，每个月能产上千枚手榴弹，骑兵团团长曾玉良听完就说了句：“偷炸药不如端厂子。”

1942年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日军推行"囚笼政策"，到处修建炮楼、封锁交通，把八路军困在狭小区域里，比封锁更致命的是弹药极度匮乏。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几乎天天都在为弹药发愁，二分区曾有一个连在王行杖村和伪军交战，打光最后两颗手榴弹后，战士们只能捡砖头砸向敌人，硬生生和伪军僵持两个时辰才等到援兵，这样的惨状让冀南抗日根据地上下都憋了一股劲，迫切想找到解决弹药问题的办法。

1942年4月初，冀南军区在枣树林里召开紧急会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怎么搞到弹药，有人提议去敌占区秘密购买，有人建议炸毁日军运输火车，可这些办法要么风险太高，要么根本不现实，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侦察参谋万怀臣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草图，打破了僵局。

图上标注的是山东武城县朱庄据点，西南角有一处不起眼的大院，万怀臣透露，这院子表面是伪军的被服厂，实际是一座秘密手榴弹作坊，厂里的设备全是日本货，从济南兵工厂运来，有二十多个工匠日夜赶工，每月能生产上千颗手榴弹，专门供应周边七个县的伪军据点，更关键的是炸药堆在东厢房，雷管却由日军顾问管控，三天才送一趟，单独偷炸药根本没用。

众人听完议论纷纷，大多人觉得能偷点炸药就不错了，就在这时角落里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开口了，这位42岁的老红军沉声道："偷炸药不如端厂子，" 一句话让全场安静下来。

有人质疑日本设备精密，拆下来搬回根据地再组装，根本没人有这本事，万怀臣随即补充，他早已摸清情况，作坊里有个姓张的河北肃宁籍工头，手艺精湛，愿意带着设备投奔八路军，而且设备体量不大，三台水力压机、一台搅拌锅，拆散后四辆大车就能拉走。

曾玉良的大胆计划，得到了抗日根据地首长的初步认可，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带着三名骑兵换上庄稼人衣服，乔装成赶集百姓，在朱庄附近侦察了三天，他发现，作坊每逢三、六、九交货，当天成品会被全部运走，厂里只剩原料和半成品，防守最为松懈，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摸清所有情况后，作战计划正式敲定：骑兵营负责牵制朱庄据点的伪军，堵住可能的援兵；步兵连主攻手榴弹作坊；搬运队提前备好四辆大车，紧随其后运输设备，行动要求极为苛刻，必须在一个时辰内结束战斗，天亮前全部撤离，避免被县城的日军追击。

1942年4月18日凌晨三点，夜色漆黑，朱庄据点的伪军正换岗，防备最为松懈，突然，密集的枪声划破夜空，骑兵营的机枪精准封锁了炮楼的枪眼，伪军被压制在炮楼里，根本无法探头还击。

与此同时，作坊方向的战斗也迅速打响，听到枪声的伪军哨兵刚想关门，墙头上突然翻下几名八路军战士，刺刀在黑暗中闪过寒光，伪军哨兵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制服，八路军战士迅速冲进作坊，张工头早已如约等候，手里拎着工具箱，带领战士们开始拆卸设备。

战士们虽然不懂设备构造，但在张工头的指导下各司其职，拆卸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前张工头早已悄悄拧松设备上的螺丝，大大缩短了拆卸时间，整个过程仅用了半小时，拆卸的动静，被据点方向的枪声完全掩盖，丝毫没有引起日军的察觉。

曾玉良在据点外围指挥，营造出八路军要大举进攻的假象，据点里的伪军吓得不停向县城日军求援，可日军小队不敢夜间出城，只让伪军大队出城接应，伪军大队磨磨蹭蹭，走出五里地就不敢前进缩了回去。

凌晨四点二十分，四辆满载设备零件的大车从作坊院内驶出，设备零件用棉被仔细包裹，防止运输中损坏，张工头坐在第一辆车上，紧紧抱着工具箱，曾玉良看着车队安全撤离，打了个呼哨，骑兵们迅速收枪上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等据点里的伪军反应过来，八路军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一地弹壳。

天亮后，县城的日军顾问带着宪兵赶到作坊，看到空荡荡的院子，价值不菲的日本设备不翼而飞，气得拔刀砍断了院里的槐树，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群被他们看不起的八路军，不仅敢虎口拔牙，还能把精密设备完整搬走。

这套设备运回根据地后，张工头带着几名战士耗时半个月，成功将设备组装调试完毕，没有日军管控的雷管，八路军就自力更生，用根据地的硫磺、硝石自制火药，1942年5月第一颗国产手榴弹成功试爆，拉弦后六秒爆炸，威力丝毫不逊色于日本货。

此后，冀南军区有了自己的弹药作坊，每月能生产三百颗手榴弹，虽然产量不及伪军作坊，但每一颗都用在抗日战场上，用得踏实、用得安心，这场奇袭不仅解决了八路军的弹药困境，更打破了日军的装备垄断，极大鼓舞了冀南军民的抗日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