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夜，虹口的街巷静得像一口封死的井，袁殊穿着日军翻译官的制服，在宪兵队盘查下若无其事地走出火药库。几个小时后，爆炸声响彻上海，炸毁的，是日军的一个秘密军火库。

事情的起头，是戴笠一纸密令。1939年初，军统局长戴笠盯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目——丁默邨和李士群。76号以抓捕、杀害爱国志士著称，上海人私下称其为"杀人魔窟"。

戴笠下令袁殊主持刺杀行动，袁殊亲自勘察极斯菲尔路76号的地形，绘制了详尽地图，拿出了一个挖掘地道、从地基引爆整栋建筑的方案，得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后开始推进。

计划尚未执行，王天木便被76号捕获，随即叛变，把袁殊的名字和整个计划全都供了出来。李士群大怒，亲自下令抓捕袁殊，将袁殊关进76号审讯室，亲自主持审讯。

审讯室里，硬扛是没有出路的。袁殊没有求饶，也没有招供，只说了一句话：请通知日本领事馆的岩井英一先生。与此同时，袁殊妻子马景星也在得知消息后，暗中给岩井英一打电话告急。

岩井英一彼时已是日本驻沪副总领事，清楚袁殊对外务省情报系统的价值，更明白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与外务省之间一向暗流涌动、派系矛盾重重。

岩井以外务省的名义出面交涉，将袁殊从76号手里要了出来，前后关押了将近一个月。

脱身的代价随之而来。岩井要求袁殊公开发表一篇亲日文章，作为进入"岩井公馆"的政治代价。袁殊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同意了。

1939年11月，袁殊以笔名"严军光"写成《兴亚建国论》，在中日各大报刊公开发表。李士群随后有意将"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散布出去，袁殊自此在外界眼中成了一个公开落水的汉奸，背上了这顶摘不掉的帽子。

也正是靠着这个"汉奸"身份打掩护，袁殊才得以在1940年以"兴亚建国运动"代表的身份，随陈孚木赴日本访问。

在日本期间，袁殊通过日本外务省要员的透露和对各方情报人员活动的观察，作出了一个判断：日本当前的战略重心是诱降蒋介石、推行"南进"计划抢占东南亚及太平洋利益，北上攻苏并非当务之急。

袁殊将这份判断汇报给潘汉年，中共随即转达莫斯科。彼时苏联在远东驻扎着数十万精锐部队，一直因为顾虑日本"北进"夹击而迟迟不敢西调。

这份情报与佐尔格情报网在东京同步获取的判断相互印证，苏联最终下定决心将大批远东兵力调往西线，这批兵力后来成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重要生力军。

1942年，袁殊受命前往镇江，以汪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的身份开始新一阶段的潜伏。

日伪"清乡"行动，是在苏南一带用竹篱笆围封村庄、逐户排查，企图将新四军彻底封死在根据地。袁殊表面负责推行清乡政策，暗地里将日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逐一上报组织。

有一次，粟裕部下一支新四军部队恰好在清乡重点区域，袁殊提前将日军合围时间传递给组织，这支部队连夜用方桌和门板搭起临时阶梯，从竹篱笆上翻出了包围圈。

在镇江期间，袁殊还多次利用伪职，以"需要人手"为由将被日军宪兵队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出来，安置在政治工作团，再悄悄安排脱身。

除此之外，袁殊在镇江口岸秘密建立了贯通江南江北的地下交通线，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都曾经由这条路线出入根据地。

为防止封锁管理处的负责人掌握全部情况，袁殊将该处主任一职设计为每月轮换，任何人都来不及建立起完整的监控体系。

这条每月轮换的制度，袁殊设计得颇为精细，外人看来不过是普通的人员调动，内里却是一套严密的自我防护。

这些年的隐秘行动，最终因为1955年"潘汉年案"的爆发，全部成了被用来指控袁殊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