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到底是谁下令被错杀的？邓子恢直面责任，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推卸！
1934年冬，大别山的寒雾遮住山口，数万追剿的国民党部队层层逼近，一支不足两千人的红军却在密林间若隐若现。留守者里，年仅27岁的高敬亭握着地图说：“部队不能垮！”这短促一句，被警卫员回忆了大半生。
失去与中央的电台联络后，红25军主力西去，鄂豫皖根据地几乎成了孤岛。高敬亭与方永乐合并残部，迅速把零散游击小队整编为红28军。他们避开主力冲突，白天藏深山，夜晚突袭碉楼，打完再分散。三年下来，队伍由数百人拉到近四千，弹药靠缴获，伤病靠草药，硬是在钢铁封锁里撑住了一面红旗。
游击战只靠勇敢不够，还要巧。高敬亭总结出一条土话：“人不多，路要活，打得快，跑得急。”这套避强击弱、分兵合围的做法，与延安后来提炼的游击八字诀不谋而合。遗憾的是，独立环境塑造的“山里王”气质，也在悄悄成型——命令一言既出，无人可议。

1937年秋，新四军在南京协议中正式改编。鄂豫皖部队被定为第四支队，番号扩充，编制正规，领导却发生变动：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郑位三、萧望东进入四支队主持党政工作。高敬亭听完宣布，一言不发，当晚卷起被褥与警卫员睡在会议室外的走廊，满地月光显得分外冷。
同年冬，武汉召开整训会议。东进皖南、开辟苏南敌后根据地的命令下达，事关统一战线全局。然而四支队刚刚站稳脚跟，高敬亭担心“把老根据地拱手让人”，先是拖延动身，后又在新开岭冲进译电室，质问电台人员是否擅自向军部“打小报告”，场面尴尬，上级干部分批离队，一度影响指挥系统。

1939年春，部队东进途中爆出杨克志、曹玉福私吞抗日物资后叛逃的丑闻。两人是高敬亭亲手提拔，兵士议论纷纷，江北指挥部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未完，舆论已把“驭下不严”与“排斥干部”一并推向高敬亭，批评声浪比山风更急。
5月下旬，江北指挥部把四支队主要干部召到青龙场集中整顿。会上，张云逸、邓子恢逐条列举高敬亭的问题：私设“特别班”监视干部、擅自收编土匪、拒不执行东进令。高敬亭当场辩解，语气强硬却证据吃紧，僵局持续到夜深。研究者指出，这时若有更多耐心与时间，或许能有不同结局。

6月21日至23日，青龙场三次大会公开审理。会场人头攒动，枪口却始终朝向主席台后侧的泥墙。24日清晨，邓子恢宣读决定，以破坏团结、违反纪律、危害抗日大局三条罪名处以极刑。枪声响后，一代游击名将倒在晨雾中，年仅32岁。
处决电报发往军部时，延安尚未置可否。几天后，中央回电建议“先行留队教育，再视表现处理”，却已无法挽回。项英后来面对质疑，只简短回答：“情况紧急，地方意见大。”邓子恢则在年终检讨会上说：“这件事我有责任。”没有推诿。
高敬亭被处死后，妻子史玉清因牵连被关押。她产后即上前线，1942年在皖南重新入党，直到1950年才从战友口中找回女儿高凤英。女儿长大后翻阅父亲旧档案，1975年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彻查冤情。

毛主席很快批示“处理不当，宜重新调查”。中央军委随即成立复查组，调阅江北指挥部全部文件，对处决理由逐条审定。1977年3月，军委正式通知安徽省委：“高敬亭同志虽有严重缺点错误，但可以教育挽救，枪决决定错误，予以平反。”同年，党籍、军籍和烈士待遇全部恢复。
1980年4月19日，合肥大蜀山陵园。骨灰盒覆上八一军旗，礼兵鸣枪致敬。送来花圈的，有徐向前、粟裕，也有当年四支队的老兵。面对黑白遗像，他们议论的不再是惩处对错，而是那段艰苦岁月里的坚毅、局限与教训，这或许才是历史最终留下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