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军军长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1950年被追认为烈士，后来为何又被取消资格？
1950年8月的午后，上海愚园路一栋青砖小楼里传来脚步声，市长陈毅按响门铃，他对屋内的女子说了句：“组织会管到底，请放心。”屋里屋外都没想到，一年前被国民党列为“顽固分子”而枪决的陈治平，此刻已被新政权追认为烈士。身份判定的大转折，让许多人开始打量这位名字在党史卷宗中时红时黑的男人。
时间拨回到1949年5月11日清晨，闸北宋教仁公园。五名被押赴刑场的犯人中，个头最高的就是陈治平。他挪着沉重脚镣，在晨雾里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音穿过草木，惊醒了还在路边卖早点的摊贩。美籍摄影师福尔曼按下快门，定格了他昂首的瞬间——这张照片七十余年后仍在史料馆里摆放。行刑枪响，他倒在湿土上，年仅五十一岁。外界只知道国民党处决了一个叛乱嫌犯，却少有人清楚，他与共产党早有再度秘密联络。

追溯更早，1924年，他从江苏淮安赴广州，考入黄埔一期。那时青年的理想直白得像操场上的口号：救国。两年后，他在同学引荐下秘密入党。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治平奉命回淮安，顶着白色恐怖成立党组织，联络农会，三个月就在横沟寺掀起数百人的农民武装行动。起义虽然迅速被镇压，但苏北的滩涂与圩田第一次听到了“分田地”的口号。省委将这位敢拼命的“小陈”送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随后又让他统一徐海蚌一带游击武装，改编为红十五军。此时的陈治平，是档案里的“功臣”栏。
1932年8月风向急转。刚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三天，他在开封落网。出卖者胡玉坤对特务交待：“抓住他，案子就能破一半。”审讯时蒋介石亲自到场，政工老手陈立夫用“黄埔同学”感情加软硬兼施。不到三个月，陈治平在《大公报》上刊出退党启事。随后，他协助国民党清理地下党组织，“细胞工程”名单上多出几十位被捕者。此阶段的档案记了红笔批语：“叛变，危害甚巨。”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对叛徒的笼络并不长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治平被派赴前线从事战地党务，然而经费匮乏、派系倾轧，很快让他心灰意冷。重庆较场口的茶馆里，他常与旧友低声说起“早先的路”。妻子劝他自保，他苦笑：“哪有两头好的活路？”一句话，道尽漂泊多年后的矛盾心态。
1947年春，他与许闻天、邓昊明等人成立“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公开旗号是“捍卫三民主义”，暗地里却在物色可被争取的国民党军官。1948年夏秋，陈治平借助旧同学关系，悄悄与中共华中工委接上线，陆续递送军政机密，还策动江苏保安第二旅投向解放军。汤恩伯部的策反虽然最终失败，却震动了南京当局。1949年春节后，上海地下党频遭搜捕，陈治平被捕入狱，拒绝再写一次“悔过书”。看守劝他求生，他回一句：“路已选定，没得回头。”四个月后，枪声定局。

新政权掌握材料后，着手核实他的晚期活动。策反军官、转移药品、散发和平传单，一条条记录得以补正。1950年，江苏省军区呈报中央，称其“虽有大错，后立大功”，于是有了烈士称号，也有了陈毅那次登门慰问。正当一切尘埃似乎落定，1963年风云又变。上海方面依据“叛变事实严重”上报，烈士资格被取消，理由是“政治历史复杂，影响恶劣”。老同乡翻出福尔曼照片，也没能改变决定。

到了1970年代，广东和上海先后派出调查组，再次查阅旧案。结果显示，1948年华中工委确实指派陈治平打入江防司令部，并批准其“特情关系”。这一结论让“叛徒”与“烈士”两顶帽子都显得勉强。1981年，上海市委统战部给出最终说法：不再以叛徒、特务论处，但亦不宜恢复烈士待遇。文件很薄，却像一面镜子，映出一个时代里人物评价的棱角——先奉为功臣，后打成叛徒，再被认定为烈士，最后又归于“复杂分子”，陈治平的名字在拨乱反正的档案里停留原状，没有再加任何定语。
回看他的一生，从苏北稻田到黄埔操场，从开封大牢到上海刑场，每一次抉择都与风云突变同步。功过参半的命运，终结于五声枪响，也悬留在后人难以回避的问号中。他的故事提醒世人，历史评价不是快刀斩乱麻的绝对判断，而是对时间长河中每一笔细节的耐心求证与沉默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