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前往杭州，累计去了53次，这座城市有三位让他思念的人吗？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宣布成立，中央机关里最先摆上的一张地图就是东南沿海。浙江省在那张地图上被红笔重重圈出，毛泽东随口一句：“这里要放得住人。”一句话点了兵家必争之地，也埋下后来二十多年里频繁南下杭州的伏笔。
回过头看那份人事名单，很快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排列：谭震林、江华、谭启龙，三人名字前后挨得极近。三位主政者出身不同，却同在井冈山或闽西与毛泽东结缘，革命低潮期一起熬过饥寒。熟人局的好处是无需寒暄，到了建设时期，他们被同时推到浙江，既是信任，也是一种考验。

1950年春，谭震林第一次以浙江第一书记身份抵达杭州。那个时候的西湖边冷清得很，工厂机器才刚重新轰鸣。谭震林在报告里写下八个字：“先复苏，再提速，稳。”毛泽东批了三个字：“谭老板，看着办。”这个“谭老板”的外号源自1929年苏区情报站，谭震林化名商人，久而久之连主席也这么叫他。外号留住的不只是亲切，更是二人十几年的生死交情。
两年后，毛泽东南下巡察，沿途只在武汉和杭州稍作停留。晚上西湖边小坐，他问道：“谭老板身体可好？”同行人员答：“前几天还在基层跑。”一句闲聊，顺手把中央对地方主官的关注抛给了随行秘书，可见心里挂念。

1953年至1957年间，谭震林主抓生产自救、整合海运口岸，他喜欢用“老办法”：干部带头下乡、工人代表入会、农忙时请大学生去收割。当时外界流行一句口头禅——“浙江像个勤劳的大作坊”，说的正是那阶段的社会气象。毛泽东五年里去了杭州十余次，每次都要单独听他讲一个晚上，“老谭一开口，半宿就过去”成了内部笑谈。
1958年，谭震林调任华东局，浙江交棒给“二号谭”——谭启龙。毛泽东在电话里打趣：“大谭去了，换小谭。”谭启龙1933年在福建见过毛泽东，那年他20岁，没赶上长征，却在新四军里打出了名声。浙江人重商业，轻农事，秩序松散，这与他在敌后根据地的经验颇有呼应。“要让市场活水把农家地里灌满”，是他反复念叨的话。靠着细活、慢工，浙江基层很快冒出不少社队企业的雏形。

与此同时，江华一直稳坐杭州。早在1949年8月，他就以杭州市委书记进驻小营巷，十余年间几乎没离开。井冈山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记载员，闽西撤退时也曾推着小独轮车送药送粮，这段过命交情，使得他成了主席在杭的“眼线”兼“耳目”。每逢北京来电，江华只需一句“放心”，就足以让中南海放下心来。
有意思的是，三位主政者并非同时在位，却像接力一样维持浙江政策的连贯。谭震林打基础，谭启龙抓落地，江华做粘合剂。领导层稳定带来的好处很快显现：1950年代末，浙江农业总产值已追平战前高点，沪杭甬铁路复线全面贯通，宁波口岸重开，浙南山区的小水电站一座接一座亮灯。毛泽东在1963年那次调研后评价：“浙江，底子薄，但耐看。”

进入70年代，局势再度紧绷。1973年，谭启龙奉命回浙，再挑大梁。那时他已过花甲，仍坚持跑遍各县。1975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南下西湖，住在刘庄。从清晨的柳浪闻莺一直到夜里十点，毛泽东与三位老部下一一见面。谈起的多是基层粮食产量、渔港修缮、轻工出口，没有豪言，但句句切要。离开杭州那天清晨，他站在船头远望市区，“这座城，越来越妥当了。”同行者只听到这样一句。
自1927年相识，到1975年的最后一程相送，近半个世纪的同行见证了信任如何穿越战争硝烟，落地成一省之治。53次南巡留下无数照片，也折射出一个领袖在用人、治事上的独特思路：情谊可贵，但终须化作实绩；而实绩，往往诞生于人事相知之后的相互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