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职务后，总政称误会所致，他希望重回原岗位，却被直接告知：还是算了吧！
1982年初春的总参办公厅灯火通明，兵种体制调整方案被一页页翻过。大军区级的炮兵机关将降为正军级，会上提到的名字中，有一个让不少人心头一紧——李元明。
会议散后，64岁的李元明独自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精神矍铄的他，看不出任何病容，却即将被列入首批离休名单。这位出身步兵的老兵，1954年调入沈阳军区炮兵时，还只是个脸庞青涩的正团职参谋；三十年过去，他已在炮声与沙尘里一路做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肩章上闪过副军、再到正兵团职的星光。

东北的炮兵建设起步早、任务重。那几年，工兵连扛着榴弹炮穿梭林海雪原，技术骨干奇缺。“能拉炮就行，还要会打靶。”有人这样打趣年轻的李元明。可在频繁的演练里，他把一摞摞弹道表背得滚瓜烂熟，第一次校射就让师部刮目相看。凭这股韧劲，他被调进军区司令部，又被推上更高岗位。
转折出现在1966年。运动像忽然翻腾的河水冲进军营，先是政委挨点名，紧接着司令员成了焦点。吴克华匆匆离开，张达志临危受命，政委陈仁麒勉力维持科室运转。前线炮兵还在射击场上练射程，而机关里开会、检讨、对群众说话的时间远多于研究射角。李元明习惯了在沙盘前摆炮阵，现在却常被拉去大礼堂“表态”，干着急也无济于事。
1975年春，王平携“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来到炮兵司令部。他把那排斥已久的老技术干部一一找来，许多人在他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别急，先回岗位试试。”王平总爱拍拍别人的肩。但四个月后，他调往武汉军区，他的讲话随即被“暂缓执行”，接班的张池明一句“另有安排”便把空气重新冻住。

1977年秋，机关里又起波澜：新任政委被组织审查，风声鹤唳。李元明虽没遭调查，却被卷进“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名单。到了1978年初，他突然接到命令：免去参谋长职务，去中央党校学习。离开办公楼那天，他把那张熟悉的射击图揣进包里，心里像放空炮，闷响却听不见回声。
党校七个月的课程结束，安排仍无着落。一天傍晚，军委大楼里，主管干部的副部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李参谋长，你的身体情况比不少年轻人都好。”老李端坐未语。“我更关心的是部队需要什么。”对方递上一张委任草案：“组织上有新的考虑，你先去学习成果运用，挂名炮兵顾问。”老李愣了愣，“若能回原位，我还能干。”对方摇了摇头，“目前就这样，先回去休整。”

不久后，一名年轻参谋找到他：“王震首长让我带句话：‘安心吧，这也是为你好。’”老李笑了笑，没再多说。他知道，自己已不在决策链上。1980年，他正式成为炮兵顾问，随检查团跑遍部队，提意见、写报告，却无权签字。有人打趣：“李老，您是移动的经验库。”他拍拍那本旧炮兵手册，只道：“把该说的写清楚就行。”
两年后，兵种缩编落定。65岁的李元明接过离休证，返回故乡。坝上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他常拄着拐杖看晚霞，偶尔还会画上几笔弹道曲线，给乡亲们讲那阵子炮兵调装的门道。谁问及当年的误会，他挥手挡回：“过去就过去，别再掂记。”——在那场漫长的体制变奏里，很多像他一样的老炮手被安置到侧面，看似淡出舞台，却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着中国炮兵的发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