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广州军区保卫部出动，赶去军区总医院护士宿舍。护士长周晓琳被控制住了，还喊：“你们怎么敢抓我？凭什么抓我？”被带到保卫部门后，保卫干部严肃地问：“你的‘表弟’去哪里了？”
二十六年牢狱换来的是什么？2006年12月，李俊敏被释放遣返回台湾地区，下了飞机发现自己的户籍早被注销，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个＂死人＂。办＂复活＂手续、重新上户口，折腾了一大圈，台当局没人搭理他。当年拍着胸脯许诺的那些人，早就换了几茬，谁还记得一个代号＂428＂的弃子？
这就是台当局情报机关对自己人的态度——用的时候叫同志，出了事当垃圾。李俊敏的下场不是个例。自1949年以来，台当局向大陆派遣的间谍人员中，因被捕、死亡或失踪者累计达1.9万余人。这些人成批地消失在历史的褶皱里，台当局连个追悼仪式都懒得搞。
那李俊敏到底是个什么角色？1956年出生在台湾地区，父亲是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家境殷实。偏偏他不走正道，1978年因街头斗殴伤人坐了牢。
蹲号子的时候脑袋一拍，主动向台当局军情部门递话，表示愿意去大陆搞情报来抵罪。这种用犯罪记录换情报任务的操作，放在任何一个正规机构都荒唐，但台当局情报机关偏偏就吃这一套。
台当局的军事情报系统根子上就带着投机色彩。这套体系从戴笠时代的秘密特务组织一路演变过来，几经改头换面，到1985年被改组为所谓＂军事情报局＂。骨子里那种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赌徒心态，从来没变过。他们给李俊敏授了少尉衔，发了代号，训练了半年伪装术，就像流水线上给炮弹装引信一样，装好了往对岸扔。
1980年1月，李俊敏头一回潜入大陆，任务是联络潜伏人员、搜集军事情报。结果呢，材料搞丢了，空着手灰溜溜跑回去。台当局骂归骂，没有换人，又把他推了出来。二月份，他从深圳坐火车去广州，就在硬座车厢里，碰上了从深圳探亲返回的周晓琳。
八十年代初的绿皮火车，车厢里烟味弥漫，旅客们挤在一块儿打发时间，聊天是最自然的事。李俊敏挑中周晓琳不是偶然——她穿着军区医院的制服，胸前别着工作牌，身份一目了然。他主动搭话，聊工作聊家常，不露声色地摸清了她的底细：护士长，广州军区总医院，未婚夫在深圳通讯部队。
关键的一招是那张伪造的＂中调部＂工作证。中央调查部在当时极为隐秘，普通老百姓别说见过证件，连这个机构具体干什么都说不清。李俊敏把证件往桌上一亮，红戳鲜明，周晓琳根本无从辨别。她以为面前坐的是个驻外保密机关的干部，肃然起敬。下了火车，李俊敏借口人生地不熟，顺势跟她走进了军区总医院护士宿舍。
这才是整个案子里最值得追问的环节。一个外来人员，凭护士长一句＂这是我表弟＂，就能在军区驻地住下来，连续住了好几天，进出自如。门卫没核查，同事没上报，管理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摆设。那个年代国门刚开，基层反间谍教育几乎是空白，部队营区的人员管理制度远没有今天这么严密。
住下来之后，李俊敏开始经营关系。欧米茄手表、金首饰、四百块现金，搁在1980年那会儿，四百块差不多是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
周晓琳从小家教严，过惯了清苦日子，突然有人这么大方地往她手里塞东西，心理上的冲击可想而知。两人频繁出入舞厅、影院、公园，宿舍楼里的年轻护士们早就看出异样了——护士长手腕上多了金链子，脖子上挂了亮闪闪的项坠。
物质只是敲门砖，情报才是目的。在不断加深的接触中，李俊敏从周晓琳口中陆续套出了部队调动和人员编制方面的信息。他把这些东西记下来，通过随身携带的无线电设备发送出去。正是这些电波暴露了他——广州军区保卫部截获了涉及军事机密的异常信号，技术定位追踪到总医院宿舍方向。
周晓琳在保卫部的审讯室里哭着把一切交代了。从火车偶遇到宿舍留宿，从收受礼物到泄露军情，每一个细节都抖落出来。她不是主动叛变，而是从头到尾被人当棋子摆布。可法律不看动机只看结果，泄露军事机密就是泄露军事机密。法庭判了她八年有期徒刑，未婚夫那边的关系自然也断了。一个干部家庭出来的姑娘，人生轨迹就此折断。
李俊敏连夜从广州溜走之后，三个月就栽了。1980年5月，上海闸北公安局在黑市上注意到一个自称＂邓小刚＂的男子，跟粮票贩子吵得面红耳赤，还掏出假证件自称中调部人员。
这种低级失误简直可笑——堂堂受过半年专业训练的特务，居然在黑市上为几张粮票暴露身份。公安带回去一审，假证件不攻自破，此人正是李俊敏。1982年5月，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入狱后不久，1980年11月，李俊敏咬破藏在皮带扣里的氰化钾胶囊试图自杀，被狱警抢救回来。氰化钾，这是台当局情报机关给外派特务的标准配发品，意思很明确：被抓了自己了断，别连累组织。一颗毒药胶囊，就是台当局对这些棋子的全部＂善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