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位共产党员被捕，为了保命，他主动交代了一份12人的名单。特务们大喜，但看到名单上的人后，却冷汗直流，目瞪口呆。

“啪”的一声，钢笔从特务头子徐远举的手中滑落，砸在水泥地上溅出一摊墨水。

他死死捏着那张沾着血污的薄纸，后背已被冷汗浸透。

那纸上歪歪扭扭写着的周璞、高倚明、唐绍尧等十二个名字，清一色全是云阳县警察局长、联防主任和川军实权派。

徐远举猛地逼近刑椅，声音抑制不住地发颤：“这些人……你让我怎么抓？”

刑椅上，二十八岁的盛超群双腿已被老虎凳硬生生折断，十根手指钉满了粗糙的竹签，整整三天三夜水米未进。

听着敌人的气急败坏，他费力地掀起沉重的眼皮，干裂发白的嘴唇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冷笑，闭上眼再不发一言。

这份假名单，是他用最后一丝心血布下的死局。只要徐远举敢抓，国民党在万县的官场就会直接崩盘。

说起来，这位原本前途无量的抗大高材生，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时间倒回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的万县，那个夜晚的冷雨敲打着青石板路。

中共下川东地委出现叛徒，原万县县委书记涂禄阁无耻变节，带着大批特务如饿狼般直扑盛超群的秘密联络点。

急促的军靴声在门外走廊逼近，枪栓拉动的咔哒声无比刺耳。

绝境之下，屋内却没有丝毫慌乱。盛超群没有迟疑半秒，以极快的速度抓起桌上的绝密党员名单和机密文件。

他把几页最核心的纸团成一团，硬生生塞进嘴里干咽下去，剩下的尽数扫进火盆，划火柴点燃。

当特务踹开木门冲进屋时，火盆里的灰烬正冒着最后一缕青烟。生死一瞬的果决，死死守住了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

讲真的，特务们把他押上囚车时原本欣喜若狂，以为捞到了一条能顺藤摸瓜的大鱼。因为盛超群在当地有着极为显赫的公开身份。

为了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搜集情报，早在一九四六年，党组织就指示他脱下八路军军装，换上挺括的西装长袍，凭借过人的口才与家族声望，成功当选为国民党云阳县参议员。

披上这件“魔鬼的外衣”后，他在敌营里长袖善舞，暗中不知营救了多少同志。

一九四七年，云阳县警察局长艾兴权草菅人命、庇护烟土，百姓敢怒不敢言。

盛超群暗中搜集铁证，以笔为枪，连续写下《警察局长艾兴权的形形色色》等犀利文章，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公开发表。

他还自掏腰包印制传单，趁夜洒满街头。舆论重压之下，当局被迫撤了艾兴权的职。

这场笔战大快人心，却也让他彻底得罪了当地的反动势力。正因为这段议员经历，他才对那十二个贪官的底细了如指掌。

视线拉回渣滓洞的审讯室，骑虎难下的徐远举最终硬着头皮下了抓捕令。

一时间，万县大乱，被捕的十二名国民党权贵在审讯室里疯狂内讧、相互攀咬，丑态百出。

特务机关查了半个月却查无实据，只能灰头土脸地放人，彻底沦为全城的笑柄。盛超群兵不血刃，借敌人的手惩治了恶霸。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被押赴电台岚垭刑场的他，拖着无法站立的残腿，拼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乱枪中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至死未曾屈服的革命者，死后却遭遇了比酷刑更漫长刺骨的严冬。

由于单线联系的同志多已牺牲，那张曾掩护他救下无数人的“国民党参议员”委任状，竟成了他身上洗不清的反动印记。解放后，他一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

妻子带着孩子在冷眼与屈辱中艰难求生。儿子盛荣德坚信父亲的清白，捏着几份残缺泛黄的证明材料，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份执着为盛荣德招来了整整十年的牢狱之灾。冰冷的铁窗锁住了他的身体，却没能熄灭他为父讨还清白的心火。

直至一九八一年，在曾紫霞等脱险老同志的多方作证和党史部门的细致彻查下，重庆市委终于下发红头文件，正式追认盛超群为革命烈士。

三十余年的血泪沉冤，终于在真相面前沉冤得雪。

鲁迅先生曾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盛超群走的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至暗之路。

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不逞匹夫之勇，用极高的政治智慧在刑椅上布下死局；面对死后的孤立，他的血脉用数十年的光阴守住了信仰的底色。

当歌乐山下那块朝向北方的墓碑终于刻上烈士的荣光，这份为了驱散黑暗而甘愿披上魔鬼外衣、甚至不惜忍受两代人漫长委屈的极致忠诚，难道不足以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给予最崇高的仰望吗？
文章来源：《红岩英烈传》、党史档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