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总爱把清朝那些相公堂子说得风花雪月，好像那是文人雅士和美貌少年之间的风流韵事。

扯淡。

翻开日本江户时代的账本，阴间茶屋玩一两个钟头，够买62碗荞麦面。钱是按钟头算的，命是按天算的。那边也一样，十三四岁进场，二十岁就是废物。河北大学博物馆里压着一张卖身契，嘉庆二十五年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不光这辈子，子子孙孙都得给主家当牛做马。那些把孩子摁了手印推进相公堂子的爹妈，跟这张纸上签字的有什么区别？

二十岁之后去哪儿了？没人记。日本学者管这叫“无名性悲剧”。用得上的时候是“相公”“像姑”，用不上就是乱葬岗里一具无名尸。不，连尸都留不下，草席一裹，坑里一扔，完事。

有人说古希腊那套不一样，那是“教育”，是“高贵”的。拉倒吧。《会饮篇》写得再漂亮，被爱的不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日本的更狠，主君死了，身边最得宠的少年得跟着切腹，美其名曰“殉死”。这叫高贵的忠诚？这叫把人命当狗绳。

香港大学那本专门研究私寓的书说得最透——这些伶人要不要干那档子事，从来不是自己能选的。加拿大人翻过北京警察档案，底层铺子里头，徒弟被师傅欺负了都不敢吭声，为啥？吭声了连饭都没得吃。

乾隆年间有个唱旦角的名伶，就因为坐了一顶不该坐的轿子，被当街按着打。名角都这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呢？

别说他们没得选。从一开始就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