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华尔街日报首页有一篇老登味很重的文章，作者斯科特·W·阿特拉斯（Scott W. Atlas）自己是个老登，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和保守派公共政策学者，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 Robert Wesson 高级研究员。

文章认为，“自拍一代”对社会主义、财富再分配和“制度不公”叙事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是婴儿潮一代教育方式的结果。

作者以自己的移民家庭经历为例：祖父母贫困移民美国，父亲参军、打多份工供孩子上大学，而他本人也靠兼职、奖学金和贷款完成教育。对他们而言，美国的核心价值是机会、自立、责任和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而不是保证每个人获得相同结果。

作者随后反思，婴儿潮一代因为不愿让孩子重复自己的艰辛，过度保护和溺爱下一代，给予参与奖、减少挫折和失败，却也让孩子失去了面对后果、承受失败和重新尝试的能力。结果，一些年轻人把成功视为应得的权利；当现实没有给予预期的认可时，就倾向于把失败归咎于制度、富人或他人的成功。

在作者看来，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并不完全源于经济分析，而更多源于怨恨心理和寻找责任替代者。他批评“社会不公平”的叙事把年轻人塑造成无力自立、只能依靠再分配的受害者，表面上是同情，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

文章最后强调，作者并不是美化贫困或战争，而是认为艰难环境培养出的自立、进取和拒绝无助的精神值得保留。美国需要重新恢复“所得必须靠自己争取”的价值观。

这让我想起白宫新闻发言人 Karoline Leavitt 最近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对GenZ的批评。她认为的Gen Z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是“含着银汤匙长大”的，很多东西都由别人直接交到手上；当主持人追问问题是否来自懒惰时，她回答“一部分是”，同时把年轻人的左倾归因于学校中的“自由派灌输”。谈到抱怨美国生活成本的年轻人时，她还提出，可以让他们去古巴或伊朗生活一段时间，看看是否会迅速想回美国。受到批评后，她补充说并非所有Gen Z都懒惰，但仍坚持认为懒惰、教育和缺乏个人责任感推动了一部分年轻人接受社会主义。

这与斯科特·阿特拉斯文章的逻辑非常接近：父母为了不让孩子吃苦，过度保护下一代，导致年轻人缺少韧性，把个人挫折归咎于制度，并以“社会正义”为名要求重新分配财富。

当然Karoline被大家群起而攻之，问她为什么不靠自己奋斗，找了一个比自己大三十岁的Sugar Daddy有钱人。

这位教授说的部分正确，我们当然应该发扬吃苦奋斗的精神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忘记了婴儿潮一代的房产中位价格是多少？工资的中位年薪是多少？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多少？现在的房产中位价格是多少？年薪中位数又是多少？人工智能横空出世以后，年轻人找工作的难度有多大？以前打三份工可以养活一家人，现在光靠打零工，一个人可能都勉强。

2025年，美国首次购房者的年龄中位数上升到40岁，而20世纪80年代通常是二十多岁。与此同时，首次购房者占全部购房者的比例降到21%的历史低位。这说明进入住房市场的门槛确实比上一代年轻时更高。

代际向上流动也明显减弱。Opportunity Insights的研究发现，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中，约90%成年后的实际收入超过父母；到了198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比例下降到约50%。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无法成功，但意味着仅靠“像父辈一样努力”，已经不再有同样高的概率获得更好的经济结果。

美联储调查还显示，2024年只有66%的18至29岁成年人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尚可”或“生活舒适”，而60岁以上群体为84%。年轻人面临住房、资产积累和职业起步压力，是可以被数据观察到的现实，而不仅是社交媒体制造的抱怨.

很多GenZ还认为，现在美国掌权的立法的都是婴儿潮一代老人，他们已经拥有很多，但还在拼命通过各种规定捍卫自己的利益，有钱人的权力和权利。

世界真的是很复杂，很多事并不是简单奋斗就有同样结果的。

阿特拉斯和莱维特强调的个人责任、自立、延迟满足、承受失败和努力工作，仍然是有价值的品质。一个人不能因为住房昂贵、社会不平等或者制度存在缺陷，就否认个人选择和长期努力的重要性。

但反过来，个人努力也不能成为否认结构变化的借口。房价收入比、教育成本、医疗费用、产业结构、自动化和就业安全感都会影响年轻人的实际机会。承认这些问题，并不等于认为年轻人完全没有责任；要求改善公共政策，也不必然源于嫉妒富人。

最公平的结论不是“Gen Z没有责任”，也不是“Gen Z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而是个人能动性与社会条件同时存在。只谈其中任何一面，都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