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是怎么面对回撤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主升浪后，革命事业遭遇重大回撤！
1927年果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我党员、工农运动骨干，党员从5.7万锐减至1万余人；城市工会、农协全被取缔，北伐建立的群众基础尽数崩塌，全国笼罩白色恐怖，革命主升浪中赫然出现一根大阴线，让大家猝不及防。
随后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城市争夺战均不成功，革命事业再受打击。
到1929年末，果党名义上完成全国统一，各省军阀暂时停战，此刻敌我力量悬殊，果党是真正的优势在我。
果党调集重兵对红军围剿，同时对根据地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红军常年昼夜转战，伤亡得不到补充，食盐药品布匹弹药经常断供。红军内部对革命叙事也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觉得要灵活飘逸，质疑固守根据地的价值，一部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没有根据地就成了无本之木。
物资封锁、战事损耗和叙事分歧让悲观情绪开始在中层指挥员蔓延。后来让果军闻风丧胆的101此刻也迷茫了，他作为纵队指挥员，全程参与多次苦战，亲眼看见部队大量伤亡、根据地多次被迫放弃，他提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1930年1月5日，教员写给101的一封长篇回信，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
文中首先对敌我力量辩证判断，批判两种错误认知，一是高估自身力量、轻视敌人的乐观盲动主义；二是放大果党实力、小看红色火种的悲观主义。客观指出革命力量虽弱小，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果党反动统治根基脆弱，基本面也不够强。
系统阐释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从国情出发，杜绝对国外成功经验的生搬硬套，不能机械地做海外映射。驳斥流动游击路线，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如同追涨杀跌的滑头，不能深入群众，也难以形成对革命的信仰，有了根据地，也就有了基本盘。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教员思想精髓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封信后来定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大家悲观迷茫之际，他看到的是到处布满革命干柴。
事后看教员如同开了天眼，在众人还在迷茫摸索的时候，他找到了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教员当然不是穿越过去的，教员得出这些论断基于前期大量深入一线的调研，这些调研大部分就是在遭遇大回撤时候做的。
早在1927年1-2月，教员历时32天走访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地，走访农民协会、贫苦农户、地主、乡绅，开数十场座谈会，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研实证贫农是革命主力军，农村蕴藏巨大革命力量。
秋收起义后，教员沿湘赣边界山区全线勘察，发现井冈山是敌人管控最弱、群众基础最好的区域，放弃进攻大城市，落脚井冈山创建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进驻井冈山后，教员利用作战间隙全覆盖边界各县社会调研，形成两份核心调研报告（《宁冈调查》《永新调查》），摸清农民诉求，了解农民对红军的态度、军阀混战对底层百姓的冲击，得到论证红色政权存续的一手证据。
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教员沿途持续调研闽赣数十个县域，走访各地地方红军、地方党组织，收集各地工农暴动、游击斗争实例；统计军阀混战对闽赣百姓的压榨，掌握全国多地自发反抗、干柴遍地的现实。同时教员也对与基层战士、中层指挥员一对一谈话调研，梳理几条错误路线样本。
这并不是教员第一次应对回撤，也不是他最后一次。
1930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教员被排挤，先后被撤销党务一把手、剥夺全部军事指挥权，长期边缘化身心饱受煎熬，但他从未停止实践调研和理论总结。
1930年5月，寻乌调研后写成《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宁都会议教员被剥夺军权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基层走访，为土地政策、群众工作、经济建设提供事实依据。1933年11月，教员写出《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专门考察模范乡扩红、粮食生产、合作社、拥军支前，总结发动群众的成熟办法；同时对比差的乡村，指出官僚主义危害。
专职苏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在权力被架空的环境下落地大量务实工作。召开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发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提议设立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推动发行300万苏区建设公债，打通红白区间贸易，缓解盐荒、粮价暴涨问题。
1934年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提出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住房、医疗难题才能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大力发展合作社、农田水利、手工业，组织熬硝盐、种棉织布，减少对白区物资依赖，即使当时掌权的左倾中央完全不在意，他也坚持推动民生改善。
完善土地革命温和合理政策，主张区别对待分化敌人、团结中间阶层，最大限度巩固苏区群众基础。
这段时间教员还完善了与同志交流的工作方法。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堡垒对堡垒消耗战不利，教员多次递交外线出击、调动敌军的作战方案，全部被否决。他没有激烈对抗、搞党内对立，而是冷静记录每一次失利教训，与其他领导层交换观点，用事实印证了自己观点。
长征出发，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行，三人一路同吃同住，持续剖析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根源，逐条对比运动战与阵地战优劣，说服二人认清左倾军事错误，两位高层成为遵义会议教员的核心支持者。真理虽然时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需要多数人的共识去推动。
这段低谷期的调研理论和治理统战积累，是教员能够在遵义会议力挽狂澜的根本。
顺风顺水的时候，大家下快攻都是差不多的潇洒，拉开差距的往往就是面对大回撤的时候。
时至今日，每当人生迷茫，毛选里面找答案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每当面临大回撤，脑海中也会闪现教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那段话，革命家那份的乐观、浪漫和大无畏。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