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20日上午，廖桂堂带着一批人进入四川巴中县城。他们事先约定，只要听到牵龛坡方向传来三声炮响，就开始行动。

可这些人等了很久，始终没有听到信号，最后只得就地解散。

现有公开资料也没有记载警方在城外拦下一辆大巴、当场抓走所有参与者。

真正的抓捕发生在后续侦查完成以后，主要骨干于同年12月21日被依法逮捕。

这起案件后来被改写成“大巴攻城”，很可能是因为加工后的场面更容易吸引注意。

但真实过程更值得琢磨：一群人已经进入县城，却把是否行动寄托在三声根本没有响起的炮声上。

这个组织从建立到瓦解，依靠的都不是现实能力，而是一套不断加码的迷信说法。

张清安是巴中兴隆乡人，读过私塾，懂一些草药。早年他因从事算命等迷信活动受到处理，后来又借给村民看病的机会传播《五公经》中的劫难说法。

他宣称1982年将发生大灾，只有追随他的人才能躲过劫难。

单靠吓人，还不足以让一百多人长期跟随。

他又给信徒安排了另一层诱惑：只要加入，就能在他建立的“中原皇清国”里得到官职。

廖桂堂被封为“副皇帝”，其他人则被封为元帅、巡抚和各级“官员”。到1982年6月底，该组织已有一百多名成员，另有二百多人被列为准备发展的对象，活动涉及巴中、通江两县多个乡镇。

1982年7月2日，他们举行了内部拥立和分封仪式。有人按照安排假装“神灵附体”，在场人员随即跪拜。

张清安还私刻印章，编写四万余字的《天律森吏》，用官职、文书和仪式制造一种已经建立政权的假象。

对一些信息来源有限、又希望改变自身处境的人来说，一枚木头官印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却能带来身份突然被抬高的满足感。

最能暴露这套体系荒诞程度的，是那道准备写给蒋介石的“圣旨”。

蒋介石已于1975年去世，张清安并不知情，仍准备封其为“威国王”，让其管辖台湾。

廖桂堂担心邮寄文书会导致组织暴露，才将此事拦下。

一个声称能够预知劫难的人，连七年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却仍能获得不少人信任。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愚昧。

当时大巴山区交通不便，消息传播渠道有限，基层科学知识和法治宣传条件不足，熟人之间又容易互相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为骗局扩散提供了空间。

到了预言中的灾难日期，当地并未出现所谓大劫，部分成员开始动摇。

张清安没有承认预言失败，而是继续用“撒豆成兵”“竹筒变天炮”等说法维持信任，并把组织活动推向更危险的阶段。

1982年10月17日，他发出攻占巴中县城的指令。

三天后，廖桂堂带人进入县城等待信号，最终因为约定的三声炮响没有出现而自行散去。

整件事的发展脉络并不复杂。张清安先用灾难预言制造恐惧，再用封官许诺绑定成员；

等到预言破产、人心松动，又试图通过攻占县城证明自己仍有能力。

组织者越需要维护个人权威，越会要求追随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警方此前已经掌握相关线索，并持续调查组织成员、印章、文书和活动情况。

1982年12月21日，主要骨干被依法逮捕。案件审理后，张清安最初被判处死刑，复核后改判无期徒刑；廖桂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其他骨干按照参与程度分别获刑。

普通受骗群众以批评教育为主，没有按照组织者和主要骨干的责任处理。

后续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张清安服刑期间多次获得减刑，于1991年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