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主要信源：（凤凰资讯——上将李克农：用最后生命为“潜伏者”们出具证明）

1957年，李克农刚搁下饭碗，觉得脑袋发沉，就想出门透口气。

他推开房门，手刚搭上门廊的圆木柱子，突然眼前一黑，整个人像被人抽掉了骨头似的，身子一软，后脑勺直挺挺地磕在了台阶沿上。

闷响一声，血顺着衣领慢慢洇了出来。

家里人听到动静冲出来，看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色白得像纸，赶紧七手八脚把他往医院送。

医生检查完，脸色很难看，脑溢血，脑子里的血管坏了一大片，情况凶险得很。

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不比现在，专家们围在一起商量了半天，谁也不敢拍板下药。

手术风险太大，万一出了岔子，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撂下手头的会就赶过来了。

他站在急救室外面，看着那些医生你望我我望你，半天拿不出个主意，就说了一句。

治病跟打仗一样，有决心总比没决心强，你们尽管放手治，出了什么问题，我来扛，这话一落地，医生们心里有了底。

天津来的脑外科专家赵已诚接过担子，连夜安排手术，从半夜一直做到第二天晌午。

李克农在病床上整整昏了8天，这八天里，冰块一直敷在他身上，把体温压得低低的，好让受伤的大脑少耗点氧气。

护士轮流守在床边，盯着仪器上的数字，一点风吹草动就紧张。

到了第九天早上，他突然睁开了眼。

虽然人醒了，但脑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洗过一遍，过去的事忘了个七七八八，连话都说不利索，想说个词得憋半天。

对一个搞了大半辈子情报的人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的脑子里原本装着那么多机密，那么多联络点和暗号，现在全成了一团浆糊，可他没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出院以后，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把前一天干的事从头到尾记下来，吃了啥、见了谁、说了啥，哪怕再鸡毛蒜皮也不放过。

写完以后隔几个小时翻出来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他还重新拿起毛笔练字，一笔一划写得慢吞吞的，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手上的动作刺激脑子，把断掉的那些神经慢慢接上。

就这么一天天熬着，差不多两年工夫，他总算能重新看文件、批材料了，虽然比不上从前，但好歹能干点活了。

日子刚有点起色，老天爷又给他一棒子，1960年，跟他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赵瑛查出癌症，已经是晚期。

赵瑛自己也是个老革命，当年李克农被国民党通缉时是她冒险送信。

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是她带着孩子打掩护，后来失散了六年多，她一个人当小学老师拉扯大五个孩子。

病重那会儿医院想用贵重进口药，她死活不肯，说别糟蹋药留给更需要的人。

1961年1月6日，赵瑛在北京肿瘤医院走了，追悼会上来了两百多人，周恩来、刘少奇都到了。

老伴一走，李克农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魂。

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讲，那阵子经常深夜里看见他一个人摸到老伴生前住的房间门口，对着空荡荡的床铺深深鞠一躬。

还没等他缓过劲来，两个月后又传来噩耗，老哥们儿陈赓大将因心肌梗塞走了，才58岁。

陈赓和李克农早年在上海特科时就一起出生入死，后来打仗时李克农搞到的情报好多都是通过陈赓的部队变成胜果的。

两个人都好喝两口，没事就凑一块儿整几盅。

听说陈赓没了，当时正在上海养病的李克农抓起桌上的酒杯狠狠摔在地上，吼着说陈赓都不在了老子还喝什么酒。

从那以后他真的滴酒不沾。

接二连三的打击把他本就千疮百孔的身子彻底拖垮了。

1962年2月7日，心脏病复发，被紧急送进北京协和医院。这一次老天爷没有再网开一面。

2月9日晚上九点，这位在隐蔽战线斗了一辈子的“特工之王”因急性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3岁。

李克农这辈子，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人家走出来，干的是最危险的活儿，钻进敌人的心脏里掏情报。

1931年顾顺章叛变那会儿，要不是他冒死送出消息，党中央可能就让人一锅端了。

1955年授衔时他是唯一一个没带兵打过仗却拿到上将军衔的人。

从1957年那致命的一摔到1962年灯灭人走，这四年多是他用命跟病痛较劲的最后时光。

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养着，可他放不下那些在隐蔽战线默默付出的老战友，拖着病体到处跑，给那些人写证明材料，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

他走的那天北京下着大雪，这个一辈子活在暗处的老人，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歇一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