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张充和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去世，享年101岁。至此，合肥张家四姐妹全部成为历史。
四姐妹中，张元和96岁，张允和93岁，张兆和93岁，张充和101岁，平均寿命逼近96岁。这个数字即便放在医疗条件优渥的今天也足以令人侧目，而她们的一生几乎覆盖了中国二十世纪全部的动荡与崩解。按照任何一种流俗的创伤理论，她们的晚年都应该是千疮百孔，难以长寿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更传奇的是，她们从不养生。

张允和大概是四姐妹中最不忌讳口腹之欲的人，而且吃得非常不符合现代健康标准。她在《最后的闺秀》里说，自己嗜甜，离不开粽子糖、猪油年糕，尤其爱吃肥肉。周有光管她叫“食肉动物”，她理直气壮地反驳：“不吃肉，哪里来的丹田气？”她唱昆曲，要气，这就成了她大口吃肉的正当理由。后来因为心脏病，医生严令她戒掉咖啡，她的回应斩钉截铁：“不喝咖啡，我宁可心脏病发作。”她没有被吓住，每天照旧上午十点一杯红茶，下午三点半一杯咖啡，和老伴周有光碰一下杯子，她把这套程序命名为“举杯齐眉”。这是她给自己设定的一种极小但极稳定的仪式，外面的世界怎么乱，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半的杯子都要端起来。
周有光后来根据她的处世方式，提炼出那个著名的“三不”：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
这三句话现在已经被引用得近乎滥俗，但放回张允和的生命情境里，每个字都有具体的分量。抗战流亡途中，女儿小禾因盲肠炎未能及时救治而夭亡，她几乎崩溃；后来儿子晓平被打成右派，丈夫周有光下放干校，她自己被勒令打扫厕所。她在回忆文章里说过，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自己找乐子。扫厕所的时候，她嘴里哼的是《牡丹亭》。她晚年对来访者说：“我这人从不把苦放在心上，所以不苦。”

张充和的长寿从一出生就带着某种偶然的韧性。她生下来不哭，几近窒息，是叔祖母用吸水烟用的纸媒子把她熏活过来。这位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用极严的家法将她养大，同时也给了她一件终身利器——规定她每日早起临帖。
张充和从十六岁起，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写字。抗战时在重庆，敌机轰炸，她跑完防空洞，回家照样磨墨。八十岁以后独居美国纽黑文，清早起来用隔夜的剩饭煮泡饭，就着一块腐乳吃完，然后研墨，临帖一小时。她跟年轻一辈讲过，这个习惯让她“心里干净”。“
她的另一件利器是那副广为流传的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冷淡，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对不必要的人和事保持精确距离的能力。她只把热情留给昆曲、书法、远道而来的曲友和自己亲手做的一桌菜。她烧红烧肉不用一滴水，只用黄酒和酱油，焖到酥烂。九十多岁时有人探问她的养生术，她的回答非常简单：“我吃什么都香。”

张元和与张兆和则从另外两个维度验证了同一种逻辑。
张元和嫁给昔日名伶顾传玠，一度被舆论视为大家闺秀的叛逆。顾传玠后来退出舞台，身份变得暧昧，家庭境遇随之起伏不定。丈夫去世后，她晚年移居美国，几乎单靠传授昆曲来维持精神生活的密度。
九十岁那年，她还粉墨登场演出《长生殿》，旁人担心她的身体，她只轻轻带过一句：“一站上台，我就忘了年纪。”
张兆和的生命则更为粗粝。沈从文在历次运动中被彻底击垮，一度精神崩溃，她独自扛起家庭的运转，承受了巨大的屈辱和压力。沈从文走后，她拖着老病之躯全力投入《沈从文全集》的整理。全书出版时，她在后记里写下一段极为平静的话：“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这段话不是伤感，也不是原谅，而是一个极理性的人终于把所有混乱痛苦的经验逐一归档，让内心恢复了秩序。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再有内乱，生命能量的无谓损耗就被压到了最低。

值得凝视的是，昆曲在四姐妹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曲唱讲究丹田运气、吐纳归韵，长年不断的拍曲，相当于终其一生的深度腹式呼吸训练。
更关键的是，昆曲把她们嵌入了一个紧密而稳定的社群网络。张允和在北京主持昆曲研习社，一周一会，风雨不改。张充和在北美以曲会友，家中长年聚集一批中外曲人。张元和同样在美国传授昆曲。这种以深度共同志趣为纽带的社交，天然地抵御了高龄阶段最致命的两种东西——孤独和失序感。

如果硬要从合肥四姐妹跨度近百年的生命中提炼出某种可复制的经验，那大概不是饮食清单或作息表，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纪律：她们从不刻意经营身体，却非常认真地经营“不生气”和“有事做”。张允和讲得极为坦率：“我从来不想到‘老’这件事，一老就想病，一病就想死。”张充和则说：“我不怕穷，不怕苦，就怕没有事做。”
这两句话等于联手拆穿了现代养生工业最核心的那个陷阱——当一个人把全部注意力聚焦在如何延长生命长度时，由此滋生的焦虑本身就变成了最强效的腐蚀剂。
合肥张家的四位旧式闺秀，用一种近乎古拙的理性，绕开了这个陷阱。她们各自紧紧抓住一两件值得不计成本投入的事，然后让生活自身的惯性，把她们平稳地推到长寿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