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导火索：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接连弹劾两任三司使张方平、宋祁，二人恰好都是欧阳修的私交好友。随后宋仁宗直接任命包拯接任三司使，欧阳修认为这是“蹊田夺牛”——因他人牛踩了田就把牛据为己有，质疑包拯借弹劾为名谋夺高位，即便包拯无此本心，也该主动避嫌。
理念分歧：二人政治行事逻辑完全不同，包拯是铁面刚直的孤臣，只论对错不讲情面；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核心文人，更看重士大夫圈层的体面与官场避嫌的规矩，认为包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行事不够周全，不适合执掌“计相”这样的核心财政岗位。
后续走向：包拯收到弹劾后没有硬刚，主动居家避嫌许久才赴任，二人也没有就此彻底反目，包拯的清廉实干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