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组织想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可他态度十分坚决，压根不愿复出，他特意亲笔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完来信后，当即给出回应：你要不要马上过来见我？

电话是9月23日清晨打来的。那天早上六点多，吴家花园的宁静被一阵铃声打破。彭德怀拿起话筒，听到对面传来毛主席的声音，整个人都愣住了。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搬出中南海，他已经整整六年没有见过毛主席了。

毛主席在电话里说得很直接，让他赶紧过来一趟。彭德怀知道主席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正是补觉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主席，您忙了一夜，先休息吧，我改天再去。”电话那头传来笑声：“叫你过来就过来嘛，这么多年不见了，咱们好好谈谈。”

撂下电话，彭德怀心里翻江倒海。他想起了几天前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找他的那番话。中央决定让他去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他当场就摇头了。理由他一条条摆在桌面上，自己身上还背着处分，名声早就臭了，去了谁听他的？搞工业他是外行，脱离军队这么多年，对三线建设两眼一抹黑。还不如让他回农村种地去，自食其力，省得给组织添麻烦。

回家之后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他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不想去西南，想回农村。他本以为自己把姿态放得够低了，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毛主席非但没同意，反而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彭德怀收拾了一下就出了门。汽车开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远远就看见毛主席站在门口等着。两个人四目相对，毛主席打量着他黑瘦的脸和花白的头发，说了句：“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苦笑了一下：“无事不登三宝殿。”

进了院子，毛主席告诉他，昨晚接到信后高兴得睡不着。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一写就写八万言。”这话半是责备半是感慨。两个人边走边谈，毛主席把话挑明了，现在国家要搞三线建设，准备打仗，西南是战略大后方。派他去最合适，将来干出了成绩，还能带兵。

彭德怀还是摇头：“工业我是外行，完全不懂。”毛主席没跟他绕弯子，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他说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要一分为二，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过赣江、反“围剿”、处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西北战场，哪一桩哪一件不是一起扛过来的？选集上还留着彭德怀的名字呢。毛主席语气很重：“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八点四十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接着谈。毛主席环视一圈，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这话是说给在场的人听的，也是说给外面那些质疑的声音听的。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定了，谁有意见冲我来。

彭德怀最终点了头。谈话整整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主席一夜没睡，早饭也没吃，硬是留大家吃了顿午饭。饭后毛主席面露倦色，彭德怀起身告辞。走出颐年堂的时候，他心里是热乎的。

回去之后他收拾行装，准备南下。可他等来的不只是动身的通知，还有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11月10日见报，矛头指向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彭德怀把报纸一摔：“射吧，我无所谓。”

11月28日他离开北京，30日到达成都。他住进永兴巷7号，第二天就要开始工作。他亲笔写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贴在墙上，憋了六年的劲儿全使出来了。可现实没那么简单，他到成都之后发现，军工方面的汇报对他一律回避。有人打了招呼，三线军工不要让他接触。名义上是副总指挥，实际上能碰的东西有限。

说到这里我想聊聊自己的看法。这段历史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毛主席那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话从一个领袖嘴里说出来，分量太重了。它说明在毛主席心里，庐山会议那笔账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犹豫。另一个是彭德怀这个人。他拒绝复出的时候，理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自己名声臭了、不懂工业、没人听他的。这些理由表面上看是谦虚，骨子里透着一股硬气。他太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了，也太清楚自己出去之后会面对什么。他不是怕干活，他是怕干了活还被人戳脊梁骨。可毛主席几句话就把他点醒了，尤其是提到过去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提到“不要否定一切”。彭德怀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跟他摆事实讲感情，他反而听得进去。

话又说回来，彭德怀到了成都之后的遭遇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执行起来往往会走样。毛主席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不同意来找我谈”，可下面该防的还是防，该拦的还是拦。彭德怀满腔热情去了西南，最后发现军工这一块他根本插不上手。这种落差，对一个憋了六年想干点实事的人来说，比不让他去还难受。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一边是领袖的诚意，一边是现实的掣肘。彭德怀夹在中间，硬是咬着牙把能干的活干了。这份倔强，说好听点是风骨，说难听点是不识时务。可恰恰是这种“不识时务”，才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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