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李宗仁飞抵北京后，曾公开指斥数月前刚在台北病死的陈诚“欺世盗名”。有人认为，这迟来的一击，不过是他旅居美国期间向唐德刚口述回忆录时，对陈诚那种系统性鄙夷的公开版本。
陈诚已经去世，李宗仁却没有让两人的旧账随之入土。
1965年7月20日，他结束十六年的海外生活抵达北京。此时距陈诚3月5日在台北病逝，只有四个多月。谈起这位昔日政敌，李宗仁依旧毫不客气，“欺世盗名”四个字，把压了几十年的不满一次掀开。
这番话并非归国后临时起意。早在1958年，李宗仁寓居美国时，便开始向唐德刚口述往事。前后用了近六年，书稿到1964年前后基本完成。也就是说，他对陈诚的看法，在回国之前已经反复讲过、整理过，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判断。
李宗仁为何唯独对陈诚如此尖锐？
关键不在某一次争吵，而在两人所处的位置。李宗仁是新桂系领袖，最在意广西军政力量的独立性；陈诚则依靠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起家，迅速进入蒋介石嫡系核心。一个担心中央吞并地方实力，一个负责替中央扩张控制，碰撞几乎无法避免。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陈诚担任第十一师副师长，随部参加对桂系的作战。那一年，新桂系失去武汉等重要地盘，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处境急转直下。
陈诚虽然不是最高决策者，却从此被桂系视为中央嫡系中最积极、也最难对付的一员。在李宗仁眼中，这个人不是普通将领，而是中央力量不断向桂系地盘伸手的代表。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双方暂时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陈诚则先后承担战区、政治和军政方面的重任。
可共同抗敌并没有消除旧有戒心。部队补充、装备调拨、军令归属，每一项都牵动派系利益。只要桂系部队在补给上吃亏，李宗仁便会怀疑有人从中压制，而陈诚往往是他首先想到的人。
真正让李宗仁抓住不放的，是东北战场。
1947年，陈诚兼管东北军政事务，试图通过整编部队、调整防区和控制铁路据点扭转局势。然而当时东北战局已经十分不利，国民党军固守多座城市，彼此距离很远，交通线又不断受阻。
表面看，陈诚手里还有不少部队，实际却被分散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地。一个据点受到攻击，其他地方很难及时支援。兵力摆得满满当当，却无法攥成拳头，这正是李宗仁批评最重的地方。
1948年1月，新五军在公主屯被围歼，军长陈林达被俘。这个结果让陈诚此前的整军计划受到沉重打击，也成为李宗仁后来否定其军事能力的重要证据。
在李宗仁看来，陈诚擅长整顿机关、安排人事，也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指挥系统，但面对复杂战场时，却缺少集中兵力、判断主攻方向和协调各部行动的能力。
东北民间当时还流传一句讽刺陈诚的话，大意是他到了沈阳以后，只剩南站到北站一段铁路还能通车。
这句话未必能够概括东北失败的全部原因，却能看出陈诚当时承受的舆论压力。李宗仁不断提起这类说法，就是要证明陈诚名声很大，真正拿出的战果却配不上所处的位置。
比军事评价更深的一层，是“土木系”问题。
第十一师的“十一”合成“土”，第十八军的“十八”合成“木”，陈诚的用人系统因此被称为土木系。随着陈诚职务不断上升，一批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出身的将领也进入重要岗位。
李宗仁对此十分反感。他认为，军队里的升迁、补给和指挥权，本应依据能力与战功，却越来越受到派系关系影响。陈诚重用旧部，在他看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任熟人，而是在庞大的军事体系中另建一套班底。
这种不满到了1949年彻底爆发。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陈诚则出任台湾省主席，实际掌握台湾地区的军政事务。此前已有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台湾地区，李宗仁急需这些资源维持军队和行政开支，却始终难以调动。
在李宗仁眼里，这件事比输掉一次战役还严重。
他名义上身居最高职位，却无法支配重要财政资源；陈诚职务低于他，却能依靠原有的权力系统自行决定。李宗仁由此认定，陈诚真正服从的并不是当时的职权顺序，而是蒋介石以及围绕蒋建立起来的嫡系体系。
陈诚到台湾地区后推动减租、公地放领等政策，后来获得不少肯定。李宗仁仍不愿接受这种评价。
他把这些措施看成稳定农村、重组地方力量和巩固统治基础的政治手段，认为陈诚借助从大陆转移的资源以及外部援助，为自己积累了远高于实际能力的声望。
这也解释了李宗仁为何使用“欺世盗名”这样的重话。

李宗仁实际上是在借陈诚解释，国民党内部为何越来越难以协调。他认为问题不只出在前线，也出在权力过度依赖私人关系：谁受到信任，谁就可以同时掌军、掌政、掌人事；谁被排除在核心之外，即使名义职位很高，也可能调不动军队和钱款。
因此，1965年的公开指斥，更像一份早已写好的判词。
陈诚已经无法回应，李宗仁却仍要把话说出来，因为他批评的表面是一个人，实际针对的是一套让他屡次失权、最终远走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
那句迟到的重话，不是归国之后突然生出的怨气，而是蒋桂战争以来数十年军政冲突留下的最后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