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杭州，高家小姐出嫁了。她的嫁妆足足有36个条箱，婚宴上用了96000包桂花糖。洞房花烛夜，丈夫悄悄问她：“吃力吗？”她答：“不吃力，谢谢！”

杭州双陈巷的高家，祖上是北宋开国大将高琼，乾隆年间迁居杭州，几代人读书经商，到民国时布庄、钱庄、地产遍布全城，“高半城”的说法虽带些民间夸张，却也足见家底殷实。

但高家的家教并不是教孩子挥霍：小孩子都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怕“折福”；连吃银耳，也只能挑长辈碗里剩下的几朵，高诵芬就是在这样的规矩里长大，全无娇纵之气，举手投足全是世家闺秀的沉稳。

14岁那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高诵芬与同乡徐家的徐定戡定下婚约，高家随即开始备嫁妆，一备就是整整四年，去景德镇定制成套的仿古瓷器，请顶尖绣娘住家缝制四季衣裳，找老木匠打全套红木家具，最费功夫的还要数喜糖桂花糖。

按杭州旧俗，嫁女备桂花糖是讨“早生贵子”的彩头，普通人家只做红、黄两色，高家足足做了六种：黄桂花、红玫瑰、白代代花、绿薄荷、黑乌梅、蓝靛青花，从摘花去蒂、酸梅水浸泡，到捣糖压模、石灰缸收干，全靠手工一步步来。

前前后后做了一万六千包，共九万六千颗，密封妥当后存个十几年都不会坏，1936年婚礼当天，36只大条箱的嫁妆排满街巷，婚宴设在杭城最大的绸业会馆，成了当年全城热议的盛事。

更有意思的是这对新人：婚前从未打过照面，拜堂时高诵芬只敢低头偷看丈夫的手，直到洞房夜，丈夫轻声问一句“吃力吗”，两个人才打开话匣子，躺着聊了一整夜，竟发现脾性相投、格外聊得来，谁都以为，有这样的家底和般配的婚事，高诵芬这辈子都会顺风顺水。

可这份风光，连十年都没撑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杭州很快沦陷，一家人仓皇南迁逃难，笨重的家具带不走，细软在路上丢的丢、抢的抢，到上海安顿下来时，36箱嫁妆已经剩不下三分之一。

战乱里物价飞涨，徐家的生意一落千丈，高诵芬只能陆续把首饰、摆件送进当铺换米，从前穿惯绸缎的大小姐，开始就着煤油灯补袜子、缝衣裳，甚至偷偷做过桂花糖想拿去卖，被母亲一句“高家的女儿不能做小贩”拦了下来，她没争辩，只默默把糖罐收了回去。

更难的日子还在后头，时局动荡之中，徐家的产业彻底归零，一家人被挤进半间地下室，一住就是十六年，每天全家的菜钱只有几毛钱，曾经餐餐精致的高诵芬，学着用最便宜的食材翻花样，照样让一家人吃得热热闹闹。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儿子徐家祯在澳大利亚站稳脚跟，把老两口接过去定居，颠沛了半辈子的高诵芬才算真正安稳下来，这时她已经76岁，终于拾起了年轻时的心愿。

当年高诵芬在丈夫书房翻到张岱的《陶庵梦忆》，爱不释手，徐定戡就劝她也写写往事，可战乱、动荡一拖就是半个世纪，在澳洲的小院里，高诵芬口述回忆，儿子整理润色，三十余万字的《山居杂忆》就这样一笔一笔写了出来。

这本书后来被读者称作“现代《红楼梦》”，可书里大半篇幅写的都不是富贵，而是老杭州的节令吃食、街坊邻里、家族旧俗，连十几年的清贫苦难，都只是淡淡几笔带过，没有半句怨天尤人。

世人总说“富不过三代”，总把世家的底气等同于真金白银，可高诵芬用一辈子证明：36箱嫁妆能在战乱里散尽，九万颗喜糖能在岁月里吃完，可刻在骨子里的平和、融在教养里的坚韧，是谁也拿不走的。

高诵芬从杭州的深宅大院走到澳洲的异乡小院，活了近一个世纪，没留下多少金银细软，却留下了一整段鲜活的江南旧时光，也留下了中国传统女性最动人的模样：顺境不张扬，逆境不颓丧，日子再难，也能慢慢熬出甜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