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北京，陈毅元帅辞世一周年，张茜和子女在家中拍下这张全家福。历经丧夫之痛，短短一年间她憔悴许多，仿佛骤然苍老。镜头中一家人神情沉静肃穆，风霜尽数写在眉眼之间。这张影像，承载着元帅夫人绵长的哀思，记录下风雨年代动人的家国情怀。


1973年11月18日，张茜同四个子女和两位儿媳在北京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陈毅的位置空着。照片拍摄时，他已经去世一年零十个月。镜头里的张茜面容消瘦，神色疲惫，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变化全都归于丧夫之痛。

可她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的，远不止失去丈夫。
肺癌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陈毅遗稿的整理，家庭关系的维系，一件接着一件压在她身上。照片中的憔悴，是几重生活同时留下的痕迹。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四天后，追悼会举行。张茜没有得到一段可以缓慢消化悲伤的日子。丈夫身后留下大量诗词、文章、讲话和历史材料，散在不同手稿与抄本中，哪些需要保存，哪些需要核对，哪些能够编入选集，都要有人接手。

更沉重的消息很快来了。

陈毅病重期间，张茜已经反复咳嗽，后来出现痰中带血。

1972年3月，她被确诊为肺癌，接受肺部手术，此后又经历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从丈夫去世到自己进入病房，中间只隔了两个月。

她的体力迅速下降，病情与治疗反应直接改变了她的面容，也压缩着她能够工作的时间。

手术以后，张茜重新坐回书桌前。她主持整理陈毅诗稿，请赵朴初帮助审订，长子陈昊苏负责誊写，其他子女也参与其中。这项工作远比抄录复杂。陈毅的诗词跨越战争、建设和外交岁月，篇目中夹着行军路线、战役背景、人物称谓和古典典故。

一个字的异同，一首诗的写作时间，一处历史背景，都可能影响整篇作品的理解。

张茜早年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后来学习俄语，从事编辑、翻译和外事工作。这些经历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她知道怎样核对文字，也知道个人记忆不能代替文献整理。病情稍有缓解，她便继续审阅诗稿，查阅党史、军史和文学书籍，反复处理篇目取舍和文字异同。

困难还来自当时的政治环境。1972年仍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陈毅刚刚去世，他的诗稿如何公开、何时出版，并不只是文学安排。整理者既要保存作品，又要考虑现实条件。赵朴初主张对篇目作较严格的选择，张茜则希望尽量留下丈夫一生的文字。

两种考虑不断磨合，最后形成的选本，是家庭记忆、文学判断和时代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张茜一边治疗，一边继续整理。她完成诗稿选目，撰写序言，又着手处理陈毅留下的其他文章。1973年9月，她搬到北京西山程家花园。到11月，诗词选编工作已接近完成。

也就在这个月，家人聚到一起，拍下了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合影。

后排是陈昊苏、陈小鲁、陈丹淮，前排除张茜外，还有陈昊苏的妻子秦昭、和女儿陈珊珊。四个孩子已经成年，儿媳进入家庭，陈毅却永远缺席。张茜坐在家人中间，成了这个家庭新的联系中心。她既要面对自己的病，也要让孩子们各自的工作和学习继续下去。

女儿陈珊珊后来回忆，探亲回京时，母亲夜里咳嗽得难以平卧，只能靠坐休息，却仍让她朗读陈毅的文稿。这个细节把张茜最后一段生活说得很清楚。她没有把悲痛停留在纪念仪式上，而是把它转化为一页页抄本、一次次校订和对子女的安排。对她来说，保存陈毅的文字，就是保存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之间尚未整理完的联系。

这项选择也有明确的代价。高强度工作没有减轻病痛，治疗也没有阻止病情继续发展。1974年3月20日，张茜在北京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她没能看到书正式出版。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她主持整理的打印本，出版《陈毅诗词选集》。

她在病中完成的大部分工作，由此进入公共记忆。

再看1973年的那张全家福，张茜的苍老便不再只是丧夫后的哀容。
那张脸上同时留下了疾病、治疗、劳作和家庭变故。陈毅的位置已经空了，诗稿却接近完成，孩子们也围在她身边。

照片按下快门时，一个家庭正在失去第二位支柱，而一部由她守住的诗集，已经走到出版前的最后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