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破后，李世民对王世充的部下没有大开杀戒，只处决了十几个人，他亲自点名的。“飞将“ 单雄信就在这十几人里。

武德四年五月，王世充率太子、群臣二千余人走出洛阳，向李世民投降。
唐军进城后，没有纵兵劫掠，反而分守街市，约束士卒。可第二天，洛水边仍有十余人被处死，号称“飞将”的单雄信就在其中。

这件事最容易被讲成一场私仇。围攻洛阳期间，单雄信曾持槊逼近李世民，若非徐世勣喝止，秦王很可能当场受伤。后来洛阳城破，李世民把这个险些杀死自己的人从降将中挑出来，似乎顺理成章。

可若只用“记仇”解释，许多地方便说不通。

单雄信当时是敌将，临阵刺杀对方主帅，本就是他的职责。李世民多年征战，身边死伤不断，他若把战场上的每一次危险都算成私账，洛阳受降后也不会只杀十余人。

更何况，和单雄信一同赴死的，并不都是曾经威胁过李世民的人。

这份名单里，有帮助王世充控制洛阳政局、参与逼迫杨侗让位的段达，有替王世充起草强硬文书的薛德音，有以残暴闻名的朱粲，也有杨公卿、郭士衡等掌握兵马的将领。十余个人，身份不同，罪名也不完全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随军裹挟的普通士卒，而是王世充政权中能够组织人马、维持权力或重新聚众的骨干。

唐军对洛阳的处理，本来就分成了不同层次。

王世充投降后，二千余名官员和将卒并未全部被杀。
城中百姓需要安抚，军队需要收编，街市需要恢复，仓廪和宫城也要迅速接管。若把旧政权上下尽数处死，洛阳很快就会陷入新的混乱。

李世民要的不是一座堆满尸体的空城，而是一座能够立刻为唐朝所用的东都。

但全部宽赦同样危险。王世充虽然败了，他的将领还活着，旧部尚在，地方上的联络也没有立刻消失。留下所有核心人物，就等于把一批熟悉兵马、地形和人心的组织者继续放在中原。于是，大多数人被放过，少数人被清除。

那十余人的名单，本质上是一道政治与军事的筛选。

单雄信恰好落在筛孔最窄的地方。
他原是瓦岗军中的重要将领，善用马槊，勇名很盛。

李密击败翟让集团后，他没有离开，而是继续为李密领兵。李密在偃师败给王世充，单雄信又率部投降，随即得到重用。

此后唐军围攻洛阳，他多次出战，既能冲阵，也能带兵，绝非一个卸甲后便失去影响力的普通武夫。

这样的将领，对胜利者有两种价值。招降成功，他可以成为锋利的战将；一旦归属不稳，他也可能迅速变成新的麻烦。徐世勣正是看中了前一种价值，才为单雄信求情，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官爵换他一命。李世民拒绝，说明唐军并非不知道单雄信能打，而是认为他的军事价值抵不过留下他的风险。

单雄信过去几次更换阵营，也加重了这种判断。瓦岗内部发生权力冲突时，他留在李密一边；李密兵败，他又转入王世充阵营。

乱世中的投降并不罕见，徐世勣、秦琼、程知节同样经历过阵营转换，唐朝也大量使用降将。

区别在于，唐军衡量一个人时，不只看他换过几次主人，还看他是否掌握独立兵力、在旧政权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重新聚众的能力有多大。

单雄信恰恰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他有名望，有战斗经验，有旧部基础，还长期处在洛阳抵抗唐军的前线。对于刚刚拿下东都的李世民而言，这种人留下来固然可能立功，却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控制成本。

洛阳刚定，唐朝没有必要把稳定一座大城的希望，押在一个降将今后的选择上。

这便解释了那场看似矛盾的处置。
李世民没有对王世充部众大开杀戒，是因为唐朝需要人口、秩序和可接管的城市；他又杀掉十余名骨干，是因为胜利之后仍要防止旧权力迅速复活。

单雄信之死，战场上的那一槊或许让李世民更难对他放心，却不是整件事的唯一尺度。

这种选择很快显出代价。
几个月后，窦建德旧部商议反唐时，便提到王世充已经投降，段达、单雄信等人仍被处死，由此担心自己一旦进入长安，也会遭到清算。恐惧推动旧部重新聚集，刘黑闼随后起兵，河北再次陷入战乱。

洛阳城下那十余人的处决，短期内拆掉了王世充政权最危险的几根支柱，却也让其他降将看见了另一种结局。李世民杀单雄信，并非简单地报一槊之仇，而是在接收洛阳时，主动清除一个难以控制、又有能力重新组织兵马的将领。

那份名单很短，它解决了眼前的安全问题，也把新的疑惧送到了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