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1941年，青霉素在西方还是不能轻易公开的军事机密，抗战前线却每天都在和伤口感染赛跑。子弹把人打倒，细菌却常常决定伤员能不能活下来，这个问题，摆在中国军民面前，几乎没有现成答案。
 
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前线给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慎划伤，后来伤口感染，继发败血症，一个月后去世。那时如果能用上一点青霉素，结局可能就会不同。
 
问题在于，中国当时连磺胺类药物都供应不足，更别说青霉素。英美方面把相关技术列为军事机密，中国不但买不到成品，连仿制图纸也拿不到。前线缺药，实验条件简陋，难道就只能硬扛吗？
 
汤飞凡没有这么想。
 
他当时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本身就长期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听说青霉素能杀死多种致病细菌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药对战争意味着什么。只要能够自己找到菌种，摸索出培养办法，中国就有机会为伤员多争一条命。
 
青霉菌并不稀奇，烂水果、旧衣服、旧皮鞋，甚至古钱上长出的绿色霉斑，都可能藏着它的踪迹。可真正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并不多，普通霉菌看着相似，作用却完全不同。
 
汤飞凡便组织人员四处寻找，从实验室角落找到的霉斑，到生活用品上的绿毛，都不放过。大家知道，想做出药，第一步不是搭设备，而是先找到那株真正有用的菌。
 
1942年，防疫处大扫除，床底下的杂物被搬出来晾晒。就在这场看似普通的清理中，汤飞凡注意到一双旧皮鞋，鞋面上长着一片绿色霉菌。
 
这双鞋没有什么特别来历，却可能藏着关键线索。工作人员马上从鞋面分离青霉菌，经过研究，发现其中竟然是一株质量很好的菌株。有人可能会问，找到好菌种，是不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说实话，离真正制成药还差得远。
 
青霉菌对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氧气，温度也不能忽高忽低，最好保持在24度左右。今天看来，这些条件可以交给恒温设备和发酵罐，可在当时的防疫处，连像样的实验工具都不齐全。
 
没有发酵罐，实验人员就把腌酸菜的坛子清洗消毒，用来培养青霉菌，坛口再裹上纱布，尽量挡住外界污染。没有恒温箱，大家轮流守在煤炉旁边，不断用手摸坛子外壁，凭经验调整距离和火候。
 
这不是一句简陋设备就能概括的事。温度差一点，菌种可能长不好，空气进得不够，培养也可能失败，外面混进别的细菌，前面的努力就可能全部白费。三年时间里，汤飞凡和实验人员一遍遍试，一遍遍改，慢慢摸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
 
青霉素的原理，其实早在1928年就被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他观察到青霉菌周围的细菌无法生长。可是从发现一种现象，到把它变成稳定药品，中间隔着培养、提纯、保存和生产等一连串难题，真正能大规模使用，更需要工业条件支撑。
 
1940年代，美国和英国开始推动青霉素扩大生产，药品逐渐用于战场和医院。中国没有同样的设备和供应渠道，只能从菌种和基础培养做起，这让汤飞凡团队面对的难度更大。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终于在昆明诞生。首批只有5瓶，数量少得几乎不能满足大规模救治，却足以证明中国能够从零开始做出这种药。
 
这5瓶药没有被一次用掉，2瓶送往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2瓶分别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鉴定，还有1瓶被保存下来。它们既是药品，也是中国当时少数能够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在昆明总医院，一些高烧不退的士兵接受注射后，体温开始下降，原本溃烂的伤口也逐渐愈合。药效摆在眼前，实验室里那些坛子、煤炉和纱布，终于不再只是权宜之计。
 
汤飞凡看到伤员情况好转，转过身擦了擦眼泪。英国科技参赞李约瑟参观后，也对这项成果感到惊讶，在那样的条件下完成青霉素研制，确实不是轻松的事情。
 
不过，5瓶青霉素并不意味着中国立刻拥有了充足产能，找到菌株也不等于马上解决供应，后续还要继续提高产量，改进培养和提纯办法。真正关键的不是一双旧皮鞋本身，而是有人从一片霉斑里看到了机会，又愿意用三年时间把机会变成药。
 
战争年代，很多科研突破并没有宽敞实验室，也没有充足经费。它们往往从一个急迫问题开始，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起步，最后落到伤员降下来的体温和重新愈合的伤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