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克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电报，电报内容只有4个字——老郑变节。李克农看完脸色惨白：“我们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
 
这份电报里代号“老郑”的人，本名蔡孝乾，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也是全程走完长征唯一的台籍党员。
 
1946年，受华东局指派，蔡孝乾返回台湾重建地下党组织，统筹全岛地下党员、交通站、情报传递、武装筹备全部工作，是大陆对台隐蔽战线的核心负责人，整个台湾地下情报网络的所有人员信息、联络暗号、据点地址、军方潜伏人员线索全部由他掌握。
 
早在1949年8月，台湾地下党组织已经出现暴露苗头，基隆中学地下党负责人钟浩东被捕，审讯中意识模糊时随口询问“老郑怎么样”，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就此锁定岛内地下党存在一名核心首脑，代号老郑。
 
同年10月，地下党员李汾被捕后主动投敌，供出上级联络时间，特务抓捕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在其随身记事本中多次看见“老郑”字样，经审讯施压，陈泽民供出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26号的秘密住所。
 
1950年1月29日，特务包围住所抓获蔡孝乾，首次被捕后，蔡孝乾假意配合审讯，借机寻得机会逃脱，脱险后他没有第一时间疏散岛内地下组织、切断所有联络渠道，依旧沿用原有交通线开展工作，埋下更大隐患。
 
同年4月，蔡孝乾在台北街头二次被捕，此次特务全程严密看管，不再使用重刑，改为生活优待、持续劝降，短短数日，蔡孝乾彻底放弃立场，完整供述自己掌握的全部地下党组织资料。
 
蔡孝乾叛变后，亲手交出完整人员名单、全岛数十处秘密联络点、海陆交通员信息，还主动约见地下交通员，配合特务实施抓捕。
 
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宣传部长洪幼樵相继叛变，三层核心领导层集体倒戈，搜捕范围快速扩散至台湾全岛，保密局出动大批特务，按照名单逐街、逐校、逐军政机关清查搜捕。
 
远在北京的情报交通站截获台湾敌特内部传递的情报，经层层加密精简，最终形成四字加急电报上报李克农，李克农执掌全国隐蔽战线二十余年，经历长征、敌后地下斗争，见过无数战友牺牲，从未出现失态举动。
 
收到电报后，他原地伫立数分钟，双手指尖微微发抖，当即下令启动紧急止损方案：紧急联系所有与台湾有单线联络的潜伏人员，通知立刻切断渠道、就地隐蔽、分批撤离，但海峡阻隔、通讯滞后，大量潜伏人员来不及收到撤离通知。
 
此次叛变造成的损失，全岛1800余名地下党员、进步群众、军方潜伏人员被捕，超过1100人遭公开处决。
 
其中最知名的牺牲者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情报交通员朱枫、中将陈宝仓、副官聂曦四人。
 
1950年6月10日，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死刑，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基层地下骨干近百人同期遇害，岛内工厂、学校、山区武装据点全部遭到捣毁，经营四年的台湾地下党组织近乎全盘瓦解。
 
蔡孝乾叛变后，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后续升任调查局少将副主任，长期参与针对大陆的情报研究工作。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逝，终其一生未再返回大陆，一同叛变的陈泽民、洪幼樵均任职于台湾情报机构，终身留在岛内。
 
坚持信仰、拒不招供的台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1954年在台北英勇就义。
 
事件发生后数月，李克农遵照周恩来指示，组织全国情报系统复盘此次惨败，总结出两条核心教训：地下党组织必须严格落实单线联系制度，高层负责人不得掌握全部基层人员信息；地下工作者要常态化强化信仰教育，杜绝贪图安逸、立场动摇的问题。
 
此后全国隐蔽战线调整组织架构，拆分大型情报网络，缩小单人掌握的情报范围，完善紧急撤离预警机制，弥补此次事件暴露的制度漏洞。
 
1950年这场因核心负责人叛变引发的隐蔽战线惨败，直接推迟了解放军渡海作战的情报筹备工作。
 
直至多年后，大陆才重新搭建零散、小规模的对台潜伏情报渠道，再也没有重建过覆盖全岛的完整地下党组织，数百名潜伏战士埋骨宝岛，成为隐蔽斗争史上沉重的一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