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敢死队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并抓住了巡抚增韫，革命党准备将他处死，然而就在增韫万念俱灰，准备赴死之际，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


杭州光复最难的一步，发生在巡抚署被攻下之后。
1911年11月4日夜，浙江革命党人、新军官兵和由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同时行动，至5日凌晨控制巡抚署，巡抚增韫被俘。

枪声停下以后，胜利者面前摆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这个旧政权最高地方长官该不该死。

汤寿潜主张留下他的性命。
浙江革命由此划出第一条边界，夺权可以依靠枪，接管一座省城却不能只靠杀人。

增韫并未主动参加革命。武昌起义后，杭州局势迅速紧张，沈钧儒等地方人士曾劝他顺应形势，宣布浙江脱离清廷，他没有接受。

11月4日晚起事时，革命军分头控制军械局、城门、银行和官署，增韫试图离开巡抚署，旋即被捕。他既不是起义合作者，也不是临阵倒戈者。

若只按清朝巡抚的身份处置，他很容易成为新政权祭旗的人选。

问题在于，巡抚署陷落时，杭州的战事还没有结束。
城内旗营仍有武装，杭州将军德济尚未缴械，满城居民担心报复，革命军自身的兵力、弹药和指挥也谈不上从容。

增韫被要求写信劝德济停止抵抗，他的身份突然有了现实用途。
杀掉他，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激愤；留下他，却能向旗营传递一个直接信号：放下武器仍有生路。革命军随后与旗营议降，保证旗人生命安全，发给一定期限的生活费用，杭州避免了一场可能蔓延到居民区的攻防战。

汤寿潜能把这句话说出口，靠的也不是一时心软。
他长期主持浙江铁路事务，是立宪派中有影响的地方士绅，在商界和咨议局有声望。11月5日下午抵杭后，他被推为浙江都督。

起义的枪杆子掌握在新军和革命党人手中，地方财政、商市秩序和社会联络却离不开士绅集团。

汤寿潜没有自己的军队，他的权力来自各方暂时接受。保全增韫，正好符合这套脆弱联盟的需要：革命党得到政权，旧官僚失去职权，地方社会又不必在清算中全面撕裂。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批政务，包括接收库款、发布安民布告和减免部分捐税。这些命令需要旧吏交册、各府县承认省城的新权力。

增韫若在未经审理时被杀，官署人员更容易携卷逃散，州县官也会把投降理解为自投死地。
汤寿潜保全他，也给旧体系中的人员留出退出和交接的路径。巡抚可以离开，巡抚署掌握的账册、库款和行政关系却要留下。

增韫是否清廉，只能决定他该承担多少个人责任，不能替清朝制度开脱。

浙江军政府随后对旧官员多采取听其离去的办法，增韫因任内无重大恶迹，最终被资送离杭。这个处置把官职和罪责拆开了。做过巡抚，不等于自动构成死罪；1911年的浙江还没有建立完备审判程序，但已经拒绝用身份直接替代审判。

新政权若把官阶、旗籍和政治立场都变成死刑依据，旗营不会投降，旧官不会交接，商人也不会放心开门营业。

这项选择同时放弃了另一种便利。
杀掉增韫，能够迅速制造威慑，也能向激进力量示威。汤寿潜保住他，便要承担“袒护旧官”的指责，还要面对军人自行处置俘虏的风险。

后来，旗营中的贵林父子因藏械等问题被处死，汤寿潜对此不满，却无力挽回。

都督名义高于各部，实际控制力却有限。
增韫得救并未带来法治：文人和士绅可以提出边界，能否守住，仍取决于枪在谁手里。

杭州光复后的权力安排很快出现裂缝。
革命党、新军军官、立宪派和地方士绅都参加了军政府，各自掌握的人脉、武装和财力并不相同。汤寿潜需要维持商市、接收库款、安定旗营，还要让各府县承认新政权；军事人物更在意迅速清除威胁。

增韫的处置因此成了一次早到的权力测试。
汤寿潜赢下了这一回，却没有取得独断军政的能力。数周后他辞去都督职务，浙江的权力继续向掌握军队的人集中。

增韫活着离开杭州，对清朝没有挽救作用。
巡抚衙门被接管，库款、军械和行政机构转入军政府之手，各地相继响应，浙江脱离清廷已成定局。

他的生死也没有改变全国革命进程，却改变了杭州接管政权的方式。旗营看见投降条件，旧官看见退出通道，商民看见新政府愿意约束报复。

几项选择连在一起，城市才没有在改旗易帜后立即陷入大规模清算。

增韫没有被杀，旗营大体和平缴械，杭州政权顺利交接。
汤寿潜救下了一个失势巡抚，也给胜利者加上一道约束。推翻旧制度，不等于可以随意处死旧制度中的每个人。

1911年11月的杭州，革命已经拿到枪，也第一次被迫学习怎样放下枪。
增韫离城以后，巡抚署换了主人，街市继续开门，这个结果比一颗人头更能证明新政权已经开始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