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叶挺一念之仁放走了一位叛将，他投敌后重创起义军，20年后，他不仅成了国民党上将，还成了粟裕为数不多的劲敌！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欧震当时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团长，并随起义部队南下。
然而，他不是共产党员，对起义目标也缺少坚定认识。部队离开南昌后，领导层很快发现，欧震的态度越来越犹豫，既不愿完全站到革命一边，又舍不得手中的地位。
起义军随后作出调整，把欧震升为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同时把第七十一团交给更加可靠的干部指挥。
表面看，他升官了；实际上，直接带兵的权力已经被拿走。这种安排既是防范，也说明起义军高层已经意识到，欧震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出问题。
此时若采取更坚决的办法，后面的隐患或许能够提前消除。可欧震毕竟是叶挺的旧部，也是一起打过北伐硬仗的广东同乡。
叶挺没有痛下杀手，而是保留了他的职务和行动余地，希望这个老部下能够回头。
可战争没有给这种期待留下多少时间。
起义军一路向广东进发，天气炎热，道路难行，粮食和弹药越来越紧张。后方追兵不断逼近，前方又有重兵拦截。部队连续作战后，伤亡增加，原来的组织和指挥体系也开始松动。
到了潮汕一带，局势迅速恶化。就在起义队伍最困难、最混乱的时候，欧震寻找机会脱离，随后转投粤军系统，进入邓龙光等人部下。
一名已经升到副师长位置的军官，在危急关头离开，对部队造成的影响绝不只是少了一个人。
一些原本就不够坚定的官兵会跟着观望，部队内部的猜疑也会加重。过去那个在北伐战场敢于冲锋的欧震，就这样站到了昔日战友的对面。
当然，南下起义军遭遇严重损失，并不能只归结于欧震一人。敌军兵力占优、长途行军消耗巨大、补给困难以及部队成分复杂，都是当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欧震的离去，无疑让已经十分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叶挺留下的情面，最终没有换来忠诚，反而留下了一个日后十分难缠的对手。
离开起义队伍后，欧震在国民党军中不断升迁。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也经历了多年对日作战。
长期战争改变了他的用兵习惯。年轻时，他靠勇猛出头；年纪渐长后，他变得越来越谨慎，尤其注意各部之间的距离，很少让一支部队单独深入。
到了1947年，这种谨慎给粟裕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国民党军计划从南北两面夹击山东解放区。南线由欧震指挥主要突击集团，分三路向临沂推进；北线则由李仙洲集团向莱芜、新泰方向南下，准备与欧震会合。
华东野战军原本打算在临沂附近寻找机会，诱使欧震的一路人马突出，再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分割。
欧震偏偏不肯冒进。中间一路受到阻击，两翼也不抢着向前；前锋稍微走远，后面的部队就会立刻跟上。华野几次调动，都没有等到理想战机。
继续在临沂硬打，可能陷入正面消耗；若迟迟不动，北线敌军又会越来越近。
粟裕很快换了思路。他不再执着于从欧震集团身上打开缺口，而是决定暂时放弃临沂，把真正的攻击方向转到北面。
部分华野部队继续留在临沂以南，摆出准备决战的样子。主力则从2月10日起秘密北上，昼伏夜行，迅速接近莱芜。
2月15日，欧震部进入临沂。国民党军据此判断，华野已经受到重创，正在仓促撤退，于是命令北线李仙洲集团加快南进。
他们没有想到，华野主力早已绕开欧震，悄悄出现在李仙洲周围。
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到23日，李仙洲集团大部被歼，五万六千余人损失，国民党军原定的南北夹击计划随之破产。
欧震没有在正面吃大亏，却输了整盘棋。
他的部队靠得很紧，粟裕便不再强行拆这堵墙，而是利用南北两路距离过远、北线兵力分散的弱点，把主战场突然搬到莱芜。
此后，欧震又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官。孟良崮战役期间，他所属部队参加外围推进，但国民党军各部互相等待，行动迟缓，始终未能及时打通救援通道。
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欧震逐渐离开一线重兵指挥岗位，后来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949年前后，他辗转到了台湾地区。
1969年2月13日，欧震在台北去世，随后被追晋陆军二级上将。他的上将军衔，并不是1947年在山东指挥作战时获得的，而是在去世以后追晋。
回看欧震的一生，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哪一场仗打赢或打输，而是1927年那次选择。
他有作战经验，也懂得保存实力，甚至能够让粟裕暂时找不到正面战机。但军事能力只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立场却会决定他最终站在哪一边。
叶挺当年的宽容，里面有旧情，也有希望老部下回头的善意。可二十年后，粟裕面对这个谨慎的对手时，没有被个人恩怨和一城一地束缚，而是绕开最难打的地方，直接击中整个部署最薄弱的一环。
这或许就是两种选择带来的不同结果：一个人把本事用在保存自己上，另一个人则始终盯着全局和最终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