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势已去，国民党将领大多选择死战或起义。唯独120军军长周嘉彬，走出了最清醒的第三条路。

周嘉彬没有命令120军死守，也没有站出来主持最后的起义仪式。他把军权放下，退出了那套仍在催促部队作战的指挥系统。这便是他所走的第三条路。
后来有人说，他释放了狱中所有政治犯，又给官兵发放路费，当场解散全军。这些说法很有故事性，却找不到足够材料相互印证。能够确定的是，周嘉彬离开前没有留下死战命令，第120军残部随后在酒泉接受了和平改编。
理解他的选择，要先看看120军当时是什么状况。
这支部队组建于1949年春天，底子主要是甘肃地方保安部队和临时征集的新兵，下辖第173师和第245师。官兵来源复杂，训练时间短，装备也不算好，与作战多年的主力部队不能相比。
7月底，解放军逼近天水，120军向兰州后撤。兰州战役期间，这支部队负责黄河北岸部分地段的防守。战局结束后，残部继续西撤，穿过河西走廊，最后退到酒泉。
这一路不是主动转移，而是在战线不断崩塌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到了酒泉，部队建制已经松动，士气更加低落。周嘉彬心里很清楚，再把这些士兵推上战场，既扭转不了局面，只会增加伤亡。
他能作出这种判断，与早年的经历有关。
周嘉彬190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幼年丧父，家境逐渐困难。他靠亲友帮助和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学校，后来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周嘉彬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后来曾任黄埔第五期上尉区队长，并不是30岁才进入黄埔第五期。他在军校任职期间结识张治中，因做事认真，被调到张治中身边担任副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周嘉彬代理第88师572团团长，并在战斗中负伤。1934年，他被保送前往德国学习，前后大约五年。回国后，他在军校和部队中担任多项职务，长期负责训练与管理。
德国的学习教给他怎样组织部队、运用兵力，可1949年摆在他面前的题目已经不是“怎样打”，而是“这场仗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打”。军事技术可以计算火力和阵地，却不能代替一个人判断士兵是否应该白白送命。
1940年6月6日，周嘉彬与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结婚。张治中长期主张通过谈判减少内部冲突，对这个女婿的处事方式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1946年，张治中从新疆营救出的131名中共人员乘车经过西安。当时周嘉彬担任西安警备司令。他安排人员把车队护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避免这批人员在胡宗南控制的地区遭到扣押。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并非没有立场，而是不愿把手中的职权变成制造冲突的工具。遇到可以和平处理的问题，他往往会给双方留下一条路。
1949年春，张治中参加北平和平谈判，此后留在北平。周嘉彬仍在西北带兵，身份变得十分尴尬。一边是国民党军队的命令，一边是已经明朗的战局，他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决定120军的去向。
9月10日前后，周嘉彬与第一兵团副司令彭铭鼎等人商议，准备在武威举行起义。他们还把西北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张掖叫来，共同研究行动方案。
可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和第91军军长黄祖勋等人反对，武威起义没有立即实现。队伍继续向酒泉撤退，周嘉彬也失去了直接掌握全局的机会。
就在这时，刘任奉命将他从酒泉带到重庆。蒋介石当面询问张治中、新疆部队以及120军的情况，最后问他的部队还能不能继续作战。
周嘉彬没有喊口号，只回答：“需要休整。”
四个字，已经把态度说得很清楚。若他真想继续抵抗，完全可以谈阵地、援军和作战计划。可他只说需要休整，实际上是在表明：120军已经不适合再打，他也不愿作出无法兑现的保证。
有人劝他跟随前往广州，周嘉彬借口先到成都看望家属。家人设法买到机票，先去了香港。他本人返回重庆，随后与卫士飞往海南三亚。
由于没有进入香港的证件，他找到过去的学生帮忙，拿到了一张飞往台湾地区、途中经停香港的机票。飞机落地香港后，他没有继续登机，而是直接离开机场，与家人会合。
周嘉彬离开后，彭铭鼎、曾震五等人继续推动酒泉起义。9月24日，西北军政系统部分机关和多支部队通电起义，第120军残部也随之接受和平改编。
当时参加起义的数万人并不全属于120军，酒泉局势能够平稳转变，也不是周嘉彬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没有返回部队阻止起义，更没有留下固守酒泉的命令，这无疑降低了发生冲突的可能。
1950年，周嘉彬结束在香港大约一年的生活，回到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此后，他在水利电力部门担任参事，并当选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6年4月，周嘉彬在北京病逝。回头看他在1949年的选择，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怎样保全了自己，而是他没有把普通士兵堵在一条已经走不通的路上。
开枪并不难，一道命令就够了。真正困难的是在权力仍握在手里时承认战争大势已经改变，然后放下军衔、位置和旧有生活。周嘉彬没有抢着扮演英雄，却用一次安静的离场，让更多人避开了最后的无谓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