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中原野战军一支四千多人的纵队被国民党五个整编旅围在桐柏山深处，雪下得齐膝深，部队带的干粮只够吃两天，司令员下令把机密文件全部烧毁，准备分散突围。等大部队一脚深一脚浅地踏进桐柏根据地边缘那片背风的松林时，天已经黑透了。司令员摘下帽子，头顶上腾起一股白气，他扭头看了看身后那个还穿着国军黄呢子大衣的军需参谋，走过去,一把攥住对方冻得通红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最后憋出一句："老兄，这条命是你给的。"那参谋只是摇头，说自己在国民党那边混过,今天能派上用场,也算给以前还了点债。周围的战士都愣愣地看着这一幕，没人说话，只听见风刮过山口的呜呜声。
要说清这一幕，还得把时间倒回四十多个钟头以前。那时候，这支四千多人的纵队正被死死堵在桐柏山最深处的一道山坳里。
国民党五个整编旅从东、南、北三面压上来，飞机在头顶盘旋，炮弹时不时砸在半山腰的雪地上，炸起一团团黑烟。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齐膝深，人一走就是一个坑。部队从山外撤进来的时候带的干粮，掰着指头算也就够吃两顿了。
那天下午，司令部临时设在一个废弃的猎户窝棚里。司令员脸色铁青，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副政委蹲在旁边，翻着地图看了又看，怎么看都是死路。
参谋长最后咬咬牙，建议把机要文件全烧了，电台密码本也砸了，然后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能跑出去几个是几个，主力算是保不住了。司令员沉默了很久，把烟头往雪里一摁，点了点头。
就在几个警卫员抱着文件往火堆里扔的时候，窝棚门口挤进来一个人，身上落满了雪，是纵队后勤部的一个军需参谋。
他平时话少，管着被服和粮食的账目，字写得漂亮。大伙儿都知道他不是"老八路"，是去年邯郸那仗打完后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原来在第五绥靖区当军需官。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突然开口："司令员，我知道有一条路能出去。"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司令员抬起头，盯了他好几秒，才问："你有把握？"那参谋走到地图前，手指落在包围圈西边一道山梁上，说这地方叫野猪岭，一千四百多米高，山脊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看着根本走不了大部队。
可就在岭背后，有一条猎户们踩出来的密道，能一直通到山外的七里坪，过了七里坪往北再走个三十来里，就是自己人的地界了。
副政委皱着眉头问他怎么知道的。那参谋沉默了一阵，才慢慢说，去年冬天国军进桐柏山"清剿"的时候，他就是管这一片军需补给的，亲自带着骡马队从野猪岭走过三回，给前线送弹药和给养。
那条猎户密道，还是他当时逼着当地一个保长带路才摸出来的，本意是万一被解放军抄了后路，自己好开溜。后来仗停了，这条路就荒在那儿了，估摸着现在连国军自己都忘了。
司令员眼神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他说，就算有路，四千多号人从敌人眼皮底下过，雪地里脚印一大片，动静瞒不住。那参谋接过话头，说硬冲肯定不行，得智取。
他解释，包围圈西面这一段守的是川军潘文华的部队，跟中央军素来面和心不和，防线本来就松，尤其到了傍晚换防那会儿，哨卡上几乎没人。他自己有把握混进七里坪那个团的团部，用老关系把哨卡骗撤了，大部队就能趁夜从缝里钻出去。
司令员盯着地图看了很久，一巴掌拍在膝盖上，说："干！"那参谋回去换了一身缴获来的国军黄呢子大衣，中校军衔，怀里揣着一张临时伪造的调令，坐上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天擦黑的时候就颠颠地开到了野猪岭西麓的七里坪。
哨兵老远看见吉普车和军衔，连拦都没敢拦。团部设在村口一座地主大院里，川军那个团长正搂着炭盆喝酒吃火锅，屋里雾气腾腾。
那参谋大摇大摆走进去，把调令往桌上一拍，说自己是第五绥靖区军需处的，奉命巡视西线，今晚要带一批物资从东口哨卡走，让他把哨撤了。
团长眯着眼上下打量他，嘴里嘟囔着说这事儿得请示上头。那参谋冷笑一声，说潘军长前几天在师部开会怎么交代的，共军主力已经困死在山里了，西线没事，让你们放开手脚，你现在还请示什么，是想抗命？团长听得脸色一变，赶紧抓起电话给底下的营长下了令。
整整一夜加上大半天，先头部队才摸到七里坪以北的根据地边上。追兵到了野猪岭口就不敢往里进，那地方山脊窄得容不下几个人，硬闯就是活靶子。等潘文华那边急急忙忙调了飞机来准备炸山的时候，纵队的后卫也已经翻过了岭。
司令员在宿营地清点人数，损失了不到三百人，重装备是丢得七七八八，但四千多人的主力算是完完整整带出来了。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