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孙殿英兵败被俘，被绑押进解放军指挥部。他本以为必死无疑，司令员刘伯承却走上前，亲手解开他身上的麻绳，说道，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孙殿英最出名的事情，不是打过多少胜仗，而是1928年盗掘清东陵。他以军事行动为掩护，封锁陵区，命令部下炸开乾隆裕陵和慈禧陵，成箱搬走金银珠宝。陵寝遭到严重破坏，消息传开后，全国舆论一片愤怒，“东陵大盗”的恶名从此跟了他一生。
可盗陵只是他复杂经历中的一部分。孙殿英长期在不同军事势力之间来回依附，判断局势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抗战初期，他曾率部在热河、冀北等地同日军作战，也在太行山一带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相邻活动。
那时的太行山区局势很紧张。八路军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孙殿英没有像朱怀冰等人那样主动堵截八路军，还曾为部队通行提供方便，并送过一些枪支和物资。东西算不上很多，却发生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因此被刘伯承记在心里。
问题在于，孙殿英并没有把这条路坚持到底。1943年春，他在河南战败后向日军投降，随后进入伪军系统，不但接受了日伪方面给出的职务，还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曾经做过的抗日之举，并不能抵消他后来投敌的责任。
日本投降后，孙殿英又被国民党方面收编，出任暂编第三纵队副司令，带兵据守汤阴，继续参加内战。对他而言，这又是一次寻找靠山；但对当地百姓和作战部队来说，他带来的依旧是兵灾和动荡。
到了1947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战役，汤阴成为必须拔掉的据点。守军在城外修筑碉堡、壕沟和雷区，城墙内外形成多层防线。孙殿英一度把这里看成能够长期固守的堡垒，还不断请求援军北上解围。
攻城部队没有贸然硬冲，而是提出“多流汗、少流血”，连续挖掘交通沟和地道，把进攻阵地一点点推到城墙附近。十多天里，部队挖出约一万一千米地道，还修筑了大量地堡和炮兵阵地，尽可能减少正面强攻造成的伤亡。
这样的准备看起来慢，实际上却让守军越来越被动。城外据点陆续被清除，增援部队又遭到阻击，汤阴逐渐成了一座孤城。孙殿英手里虽然还有数千人，却失去了向外突围和长期补给的条件，所谓坚固城防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
5月1日黄昏，总攻开始。战斗持续了一整夜，进攻部队突破城防后迅速向纵深推进。到第二天上午，暂编第三纵队被歼，孙殿英也被活捉，随后被送往武安冶陶关押。邯郸党史部门记载，此战歼灭孙殿英部七千余人。
孙殿英被押走时，心里大概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他盗过皇陵，当过伪军，如今又带兵参加内战。部队中不少人对他积怨很深，有人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当场处置也不为过。
指挥部里却出现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幕。刘伯承没有让愤怒代替政策，而是走上前解开孙殿英身上的绳索，提起抗战初期的那段往事。孙殿英曾给八路军让过路，也提供过枪支和物资，这些事情不能因为他后来犯下严重错误就被故意删掉。
现场官兵难免想不通。他们刚刚经历攻城战，看见的是倒下的战友，也是孙殿英部队给当地造成的伤害。刘伯承考虑的却不只是一时情绪。他既要分清孙殿英的功过，也要告诉部队，俘虏政策不能因为对象名声恶劣就随意改变。
刘伯承后来当面对孙殿英说，抗日初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阶段做得太不好了。这句话没有替孙殿英开脱，也没有否认他曾经做过的事情。抗日时期给过帮助，可以承认；盗掘陵墓、投靠日军、参加内战，同样必须记在账上。
孙殿英没有被当场处置，还得到了一名俘虏应有的待遇。这种安排并不是对他格外照顾，而是人民军队执行纪律的体现。一个已经放下武器的人，不能再由个人恩怨决定生死。官兵即使对他有再多不满，也必须服从统一处理。
关押期间，孙殿英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他多年吸食鸦片，又患有严重的烟后痢，身体早已被拖坏。看守方面仍请医生给他治疗，但病情始终没有明显好转。1947年9月30日，孙殿英在关押期间病亡，距离汤阴被俘还不到五个月。
回头看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孙殿英有没有得到原谅。历史没有替他洗掉盗陵和投敌的污点，刘伯承也没有把他当成有功之人。解开麻绳，只是说明不能私杀俘虏；提到旧恩，则说明评价一个人时，不能故意删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在我看来，这段往事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给出了一个并不简单的判断方法。孙殿英有过抗日和帮助八路军的经历，也有盗掘陵墓、投靠日军、参与内战的严重过错。承认前者，不等于替后者开脱；指出后者，也不必否认前者。
刘伯承把旧恩、罪责和俘虏政策分开处理，看上去宽厚，实际上边界非常清楚。真正的公正，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人归入“好人”或“坏人”，而是逐件看他的行为，再判断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孙殿英最终没有死在枪口下，却也没有摆脱历史的评价。那根被解开的麻绳，留下的不是对负面人物的美化，而是一条值得记住的原则：事实不能回避，过错不能纵容，俘虏不能报复，曾经发生过的贡献也不应被随意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