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32年，当时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带人端掉了地下党的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扛不住酷刑威逼，没撑多久就全盘招供，把自己掌握的地下组织信息吐了个干净，其中就包括王世英的真实身份、常住地址，还有南京多条联络线的运作方式。

拿到供词的史济美，盯着“王世英”三个字愣了好半天，俩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平时一直以老同学相称，他之前还处心积虑拉拢王世英，想借着对方的人脉往上爬，万万没想到，自己天天称兄道弟的人，居然是潜伏的共产党，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在特务圈子里都抬不起头。

换做普通特务，大概率直接带人破门抓人了，可史济美打的是另一副算盘，他知道王世英警惕性极高，硬冲容易打草惊蛇，万一屋里藏着联络名单、核心情报，逼急了一把火烧干净，那可就亏大了。

再者史济美还想靠着同学关系劝降王世英，既能端掉整条情报线立大功，又能在中统内部站稳脚跟，思来想去他只带了两名便衣特务，装成老友串门的模样，直接找上门来。

王世英开门的瞬间，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这是场鸿门宴，可他脸上半点慌乱都没露，侧身就把人往屋里让，顺手摘下脖子上的围巾，搭在了临街的窗台上，一半垂在窗外一半留在屋内，这是他和提前转移的同志约好的警示信号，只要看见这个记号，就意味着出事了绝对不能折返。

进了屋史济美的眼睛就没闲着，一边打着哈哈聊商铺生意，一边不动声色地扫视屋里的每个角落，找机会就往王世英妻子的话题上引，王世英一边给人沏茶，一边随口接话，说妻子出门买菜了，中午留他吃饭，说着还拿起柜台上的算盘，噼里啪啦算起了当日的账目，神态自然得跟寻常商户老板没有半点区别。

聊了没几句，史济美就沉不住气开始摊牌试探，话锋一转问道：“听说嫂子以前在湖南闹过农会，王兄你这可得当心啊，”这话明着是提醒，实则是在说，你的底细我全摸清了。

王世英手里的算盘都没停，头也没抬就轻飘飘接了回去：“嗨，那时候年轻人谁不赶新思潮的热闹，你我在军校的时候，不也跟着闹过学潮吗，”一句话就把对方的试探卸了个干净，反倒把史济美噎得笑了出来，半天找不着下话的由头。

就这么耗了十几分钟，王世英看得明白，史济美摆明了是在拖延时间，等外围特务完成合围，他拿起桌上的空暖壶，皱了皱眉说水凉了，上楼烧点热水换壶好茶，说完就踩着重重的步子往阁楼走，还特意朝楼下喊了一声，让史济美稍坐片刻。

一进阁楼，王世英立刻拧开了水龙头，哗哗的水声瞬间盖过了楼下的动静，王世英没有半分犹豫，踩着窗台攀上屋顶，顺着屋脊摸到隔壁住户的阳台，穿堂而过就钻进了屋后的小巷，等史济美在楼下越等越觉得不对劲，带着特务冲上阁楼的时候，只看见淌了一地的自来水，窗户大开着，人早就没了踪影。

等特务们反应过来追出去，老南京的巷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哪里还找得到半个人影，王世英脱险之后，第一时间就对接了组织，把陈玉仁叛变的消息紧急扩散，所有被牵连的联络点连夜转移，硬生生把一场可能毁灭性的危机，损失降到了最低。

王世英能在特务头子眼皮底下全身而退，靠的是三重准备：一是敌营内线提前送出的预警，给他抢出了销毁文件、安排同志转移的时间；二是提前设计好的脱身路线和示警信号，每一步都有预案；三是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明明身处生死局，还能顺着对方的戏往下演，连语气神态都挑不出半分错处。

说白了，潜伏的核心从来不是“藏”，而是“演”到连对手都看不出破绽，普通人面对特务头子登门，早就慌了手脚露了马脚，可王世英能把一壶水、一扇窗都变成脱身的工具，这份定力，比手里的武器还管用。

至于上门抓人的史济美，也没嚣张多久，他在上海大肆抓捕进步人士，手上血债累累，1933年就被中央特科红队伏击，毙在了上海街头，终是恶有恶报，而那个叛变的陈玉仁，失去利用价值后被特务一脚踢开，再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反观王世英，在此后数十年的隐蔽战线工作中，依旧靠着这份胆识与缜密，送出了无数关键情报，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守住了自己的信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