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老部下王尚荣担任120师独立第一旅旅长，毛主席突然反问：“当年给八路军送4000大洋的高四爷何在？”

1939年3月中旬，冀中方面决定把120师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一旅，贺龙向中央军委建议，由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担任旅长，朱辉照任政委，王尚荣任副旅长。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谁“压过”了谁，而是为什么一名开明士绅能被放到这样重要的位置上。

高士一是河北任丘人，在当地有声望。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没有离开家乡，而是投身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到1938年底，他领导的队伍已发展到8000多人。

日伪军为逼他屈服，曾夜袭大苟各庄，烧毁“高家场”，抓走他的两个侄子做人质，还送来劝降信。高士一拒绝劝降，其中一名侄子高万玉随后被杀。对他来说，抗日已经不只是态度问题，而是家国和亲人的现实选择。

到了1939年，120师主力进入冀中，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把正规部队和迅速壮大的地方武装拧成一股绳。

王尚荣是老红军干部，军事经验丰富；高士一的长处却在另一边，他熟悉地方，有号召力，能把人、粮、交通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合编后的独立第一旅，下辖715团和一、二、三团。这样的编制决定了旅长人选不能只看个人作战能力，还要考虑原有部队能不能服从新的指挥体系。

这次任命值得注意的也正在这里。战争环境下，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前线指挥当然重要，可粮食从哪里来、伤员怎么转运、情报谁来送、地方群众愿不愿配合，同样影响战斗结果。让高士一任旅长、王尚荣任副旅长，再由朱辉照负责政治工作，实际上是把地方影响力、军事经验和部队建设放进了同一个班子里。

一个月后，这支部队迎来实战考验。1939年4月23日至25日，120师在河北河间齐会地区与日军吉田大队激战3天。日军800余人进犯齐会，战斗中还使用毒气，贺龙等20人中毒后仍坚持指挥。120师利用村落和夜战条件实施反包围，最终歼日军700余人，俘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这是120师进入冀中后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平原作战的重要战例。

高士一后来随部队继续转战。毛泽东曾赠送亲笔签名照片予以鼓励，后来在延安又多次接见他。这个细节比那句未经权威出处证实的“高四爷何在”更能说明问题：真正被认可的，是他在民族危亡时作出的选择，以及把个人声望、家产和地方资源转化为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

所以，独一旅旅长的人选不能简单理解为“论资排辈”。王尚荣有丰富的军事经验，高士一有地方号召力，朱辉照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各自的长处被放在相应位置。

组织一支新整编部队，难点从来不只是找出谁最能打，还包括让不同来源、不同经历的人真正形成合力。这个角度，也许比争论谁该当旅长更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