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谁料，王世英察觉异常，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32年，上海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地下党，《红旗日报》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被特务抓捕，经受不住威逼利诱选择叛变，把自己掌握的地下党员联络名单、人员身份全部交代出来，王世英的名字、常住店铺地址、日常活动规律都写在这份供词里。
 
中统上海站负责人史济美拿到名单，清楚王世英是中央特科派去南京开展情报工作的核心人员，只要抓住王世英，南京整条地下情报线都会被连根破坏，他立刻安排人手盯紧王世英，自己亲自前往抓捕。
 
地下党组织在史济美身边安插了内线，陈玉仁叛变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王世英手中，王世英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必须立刻转移。
 
他当时以南京夫子庙鸿昌南货店老板为掩护开展工作，店里还有假扮家属的李果毅和两名负责跑腿联络的工作人员，王世英第一时间安排这三个人带上全部随身物品，走城外小路赶往火车站，约定在郊外树林汇合，绝不走城内大路，避免半路遭遇特务盘查。
 
人员安排妥当后，王世英独自留在店铺，把所有记录情报的纸条、人员联络暗号、各地地下点记录全部放进火盆烧掉，不留一点文字证据。
 
按照之前和其他地下同志定下的规矩，他把随身围巾搭在二楼窗台，这个信号是告诉前来联络的同志，此地已经暴露，不要靠近，防止更多人落入特务圈套，全部收尾工作做完，王世英拿起简单行李准备从后门离开，还没走出院子，前门就传来了敲门声。
 
开门之后，王世英看到站在门外的就是史济美，身边还跟着4名便衣特务，两人曾经同为黄埔军校学生，史济美心里清楚王世英的真实身份，却没有直接动手抓人，他手里只有陈玉仁的口供，没有能当场定罪的实物证据，加上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内部有特殊优待，没有实据直接抓捕，他会受到上级问责，所以他打算上门试探，找出王世英藏起来的证据。
 
王世英没有表现出慌张，照常把史济美一行人请进店里，主动端茶倒水，全程以普通商人的身份对话，只聊店铺生意、日常进货，不聊任何和革命相关的内容。
 
史济美坐在店内四处打量，翻查柜台货箱、储物柜子，没有找到一张可疑纸片，他直接提起陈玉仁已经招供，质问王世英和陈玉仁的往来，王世英只说自己只是和印刷厂有普通货物合作，不清楚对方其他身份，没有留下任何能被抓住的把柄。
 
史济美没有放弃盘问，又提起李果毅过去在湖南参与农会活动的旧事，试图戳破王世英一家人的伪装，王世英只说早年年轻人都参与过各类群众活动，算不上特殊问题，几句话把对方的问话挡了回去。
 
王世英借口楼上热水用完，拿着暖壶前往二楼，上楼之后故意开大自来水龙头，水流声响盖住自己翻窗的动静，从阁楼后窗跳到隔壁房顶，顺着房屋巷道离开店铺，没有从正门、后门走，避开门口看守的特务。
 
楼下的史济美一直听着楼上持续的水声，没有察觉异常，等了很长时间不见王世英下楼，亲自上楼查看，才发现阁楼窗户敞开，王世英已经不见人影，他立刻安排特务沿街搜查，但是王世英走偏僻小路，提前避开所有路口的盯梢人员，顺利和李果毅等人汇合，当天就离开南京去往上海。
 
王世英安全抵达上海后，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陈玉仁叛变、店铺暴露的全部情况，组织立刻关停南京夫子庙所有相关联络点，通知和陈玉仁有过接触的地下党员全部紧急转移，这次事件之后，中央特科调整了单线联络规则，减少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避免一人叛变牵连整条情报线。
 
史济美因为没能抓住王世英，也没有搜出任何定罪证据，最终只能放弃这条抓捕线索，陈玉仁供出的其余几名地下党员，因为王世英提前报信，全部及时撤离，没有一人被捕。
 
个人看法，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每一天都活在生死关头，王世英能脱险，靠的不是运气，是长期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提前设置预警信号、预留逃生路线，遇事沉着冷静，面对特务不慌不乱。
 
反观叛徒陈玉仁，仅仅经受一点酷刑就出卖所有同志，造成整条情报线陷入危机，不管放在哪个年代，背叛组织、出卖战友的人，都不会被原谅。
 
官方信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王世英的战斗岁月》、山西党史方志网王世英人物传记、中国军网《王世英：白色恐怖下坚持我党地下斗争的“伍豪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