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年轻时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于是等他到了40岁时，胡适就写了讣告、挽联等，准备在报纸上恶搞他，结果，大家都以为钱玄同是真死了，纷纷致电哀悼。

民国文坛有个奇人，一辈子"死"过两回，回回都是全国轰动，第一回是自己策划的恶作剧，第二回是被报纸误登了讣告，唁电花圈堆到家门口，家人怕刺激到病人，偷偷全给烧了，这位奇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起因源于他说的一句话："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狂言。

钱玄同说这话，针对的不是年龄本身，而是"人老了就顽固、就拒绝新思想"的社会现象，在他眼里，思想僵化比身体衰老更可怕，一个不肯进步的人，活着也是社会的绊脚石。

这话够狠，也够极端，但钱玄同这辈子本来就是个"极端"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年其实是个铁杆复古派，钱玄同出身浙江吴兴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官员，他从小四书五经滚瓜烂熟，反清的时候甚至自号"汉一"，言行举止都模仿明朝人，比遗老遗少还守旧。

可到了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眼界一开，整个人直接180度大转弯，从最复古的人，变成了最激进的革新者，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人生轨迹，恰恰解释了他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冲。

1927年钱玄同虚岁四十，整个北平文化圈都在等着看笑话：你自己说四十就该死，现在到点了，你死不死，钱玄同也不尴尬，干脆顺水推舟，打算和朋友们在《语丝》周刊搞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挽联、祭文、悼诗全都安排上，用自嘲的方式把这个flag圆过去。

胡适、刘半农这帮损友乐得不行，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胡适连《亡友纪念歌》都写好了，张口就是"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结果赶巧碰上张作霖进驻北京，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语丝》被迫停刊，这期专号没发出来，可万万没想到，南方一家报纸通过交换广告看到了稿子，直接当成真新闻登了出去。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全国各地的朋友、学生信以为真，唁电像雪花一样往北平飞，不少人真的抹眼泪，闹得轰轰烈烈，等大家发现是场乌龙，钱玄同的"打脸"名场面也就此钉在了民国文坛的趣闻史上。

这还不算完，1938年又来一次，有个叫钱桐的人病故，报纸排版出错，名字写成了钱玄同，学界再次集体悲痛，挽联花圈又送到了他家门口，那会儿钱玄同正生病卧床，家里人怕他知道了闹情绪，赶紧把东西全烧了，愣是瞒了他好一阵子。

玩笑归玩笑，钱玄同在文化史上的分量，半点不含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本质上是钱玄同"催"出来的，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下班后就窝在绍兴会馆抄古碑，整个人消沉得很。

钱玄同以《新青年》编辑的身份上门约稿，鲁迅抛出著名的"铁屋子"比喻：把熟睡的人叫醒，让他们承受临终的痛苦，还不如让他们睡过去。

钱玄同一句话点醒了他："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就是这句话，撬动了鲁迅死灰般的心，才有了后来的《狂人日记》，才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说没有钱玄同的再三催促，周树人可能就只是个埋头抄碑的公务员，"鲁迅"这个名字未必会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除了催生白话小说，钱玄同真正的主战场在文字改革，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标点符号、简体汉字、拼音方案、从左到右的横排书写，背后都有他的功劳。

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双簧戏"，一个扮守旧派发难，一个扮革新派驳斥，硬生生把白话文的讨论热度炒了起来，连陈独秀都为之动容，他主持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中国第一套官方颁行的拉丁化拼音方案。

很多人批评钱玄同太激进，说他主张废除汉字是数典忘祖，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看，这更像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话语策略，他心里清楚汉字不可能立刻废掉，但不说得极端一点，根本打不破守旧派的铜墙铁壁。

就像"四十该死"那句话，钱玄同难道真的想杀了所有四十岁以上的人，当然不是，他是在用最极端的表达，倒逼社会去思考"年龄与思想"的关系。

而钱玄同自己，最终活到了五十二岁，他没有被"枪毙"，也没有真的"成仁"，反而在四十岁之后继续做了大量扎实的学术工作和文字改革事业。

从年轻时喊着"四十就该死"，到中年后踏踏实实做事，这个转变本身就很有意味，人年轻的时候容易激进，喜欢用绝对化的口号切割世界；等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改变不是靠喊狠话喊出来的，是靠一件件具体的事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