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凤8月14日发文，对涉嫌亵渎先烈和英雄的个别美术从业者表达愤怒，并直言“文化教育界的‘牛鬼蛇神’该清理了”。

汤家凤针砭时弊，用心良苦，但一个现实问题是，“清理”的边界在哪里？要知道，那些人之所以反复得逞，就在于他们游走在难以清理的边缘地带。

这场争议的导火索，是济南市美术馆正在举行的“川鲁同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美术作品展”。

一幅《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被推上风口浪尖，画中部分红军人物的眼形、神态、妆容和手势，被不少观众质疑与大家熟悉的红军精神气质相去甚远。

作者刘翔鹏并非普通美术爱好者。他是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2018年取得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学位，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他的《新时代的长征路》项目，曾获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美术创作一般项目立项。

这恰恰是舆论最难平的一点。

如果只是个人关起门来的审美实验，喜欢不喜欢，本来可以交给市场和观众去判断。但一件作品进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公共主题展，面对的就不只是同行圈子，而是普通观众、青少年和无数对革命历史有朴素感情的人。

题材变了，场域变了，责任自然也变了。长征当然不是只能画成一种脸。真正的艺术也绝不是把英雄都画成整齐划一的“高大全”。

红军可以疲惫，可以消瘦，可以满脸泥泞，可以有伤痛、有恐惧，甚至可以画出战争中最沉重、最残酷的一面。

问题在于，苦难和萎靡不是一回事，真实和消解也不是一回事。

两万五千里的路，本来就是从极端困境里走出来的。衣服可以破，身体可以瘦，脸上可以有风霜，但支撑他们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围追堵截的那股精神不能被抽掉。

纪念性创作如果只剩怪异的视觉符号，却让观众看不到信念、牺牲与方向，那作品究竟在纪念什么，当然可以被追问。

但追问归追问，“清理”也不能变成谁不喜欢谁就出局。

真正牢靠的边界，其实已经写在法律里。《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也保护英烈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到了刑事层面，门槛更清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情节严重，才进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范围。

也就是说，审美争议不自动等于违法，公众反感也不能直接替代司法认定。

这条线必须守住。因为保护英雄，是为了维护共同记忆和社会价值；依法判断，同样是在保护这种价值不被情绪化、标签化消耗。

比一句“清理掉”更重要的，是把责任链条真正建立起来。

个人创作有个人责任，公共展览有策展责任，主题项目有评审责任，学校和行业机构也有育人、学术和职业伦理责任。作品能不能展、为什么能展、评审看了什么、主题表达是否与项目初衷相符，这些都应该有人回答。

不能出了争议就只把作者一个人推到前面，也不能一句“艺术多元”就把所有质疑挡回去。

尤其是红色题材、重大历史题材，专业门槛从来不只是会不会画，而是有没有史识、有没有敬畏、有没有把艺术个性放进真实历史和人民情感里去衡量的能力。

当年关于文艺创作有一句很重的话：艺术家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要有史识、史才、史德。这里面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最后两个字——史德。

技巧决定一幅画能走多远，价值判断决定一幅画站在哪里。

所以这件事最后不该只停在“眯眯眼”三个字上。若所有讨论都围着五官打转，反而容易把真正的问题说浅了。公众在意的，本质上是英雄形象能不能被随意消费，纪念主题能不能偏离纪念本身，公共文化资源究竟该奖励什么样的表达。

这也正是汤家凤这番话最值得延伸的地方。

文化阵地真正的“清”，不是把所有不同风格一扫而空，而是让规则更清、标准更清、责任更清；真正的“正”，也不是只靠处罚撑起来，而是让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历史感的作品占据主流，让青年愿意看、愿意听、愿意主动了解那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牺牲。

一幅真正有力量的长征作品，不需要观众先读十篇理论才能明白它在表达什么。它可以先锋，可以现代，可以有独特的个人语言，但看完以后，人应该更理解那段历史，而不是离那段历史更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源头是什么？

是教育，是审美，是历史常识，是职业伦理，是法治边界，也是一个社会愿意不断生产、传播和奖励什么样的文化作品。

与其只盯着几件争议作品愤怒，不如把更多真正值得尊敬的作品推到孩子眼前；与其让猎奇和争议一次次抢占流量，不如让英雄的故事被讲得更有血肉、更有感染力。

浩然正气不是喊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作品、一堂一堂课、一次一次公共选择积累出来的。

当好的东西足够多、足够强、足够深入人心，那些靠冒犯、猎奇和模糊边界博眼球的表达，自然就很难再成为所谓的“潮流”。

这才是真正的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