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是对女性的道德审判吗？” 司法鉴定所所长邓亚军的思考，跳出了单纯的家庭伦理争论。

这位受访者叫邓亚军。很多人认识邓亚军，是因为亲子鉴定，但邓亚军长期打交道的，其实是 DNA 留下的身份信息。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大量遇难者身份无法确认。

12 月 30 日，邓亚军带领中国 DNA 援助组赶赴泰国。到了灾区，工作人员面对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猜疑，而是怎样从严重腐败的遗体中取得足够可靠的遗传信息。

最初，泰方提供的是牙齿样本，可部分遗体受高温和环境影响严重，牙髓里很难取得有效 DNA。中国团队随后把重点转向骨骼检材。

2005 年 4 月，第三批 500 份骨骼样本送到实验室，实际检测 473 份，其中 404 份取得有效数据。

此后，中国团队前后完成 2000 多份遇难者 DNA 鉴定，为泰方确认遇难者身份提供了数据。对于邓亚军来说，DNA 在这里回答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个人究竟是谁。

这段经历之后，邓亚军又把同类技术用到了寻亲。2007 年，邓亚军主持建立中国寻亲人员 DNA 数据库，五年多处理 2000 多个寻亲案例。

2013 年，《人民日报》刊发过一则令人唏嘘的寻亲案例：辽宁葫芦岛一对夫妻，女儿出生 19 天后被送养，夫妻俩苦苦寻找 21 年。

后来在河北找到一名年龄和经历都相近的女子。双方都盼着检测能够让失散多年的家庭重新团聚，可 DNA 结果最终排除了亲子关系。

邓亚军后来谈到这个案例时，也表达过希望双方确有亲缘关系的愿望。但鉴定人的个人期待不能改变检测结果，这恰好说明了司法鉴定最基本的一点，鉴定人员可以理解当事人的心情，却不能为了照顾情绪改变事实。

亲子鉴定进入婚姻家庭问题时，道理并没有发生变化。女性能够直接确认生育事实，男性判断生物学父子关系时确实缺少同等直接的信息来源。

DNA 检测提供了一种科学验证渠道。检测能够回答有没有亲缘关系，却不能替一对夫妻决定婚姻是否继续。

DNA 寻亲后来进入了更大的公共体系。2009 年，公安部建立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将有关失踪被拐儿童及亲属的 DNA 信息用于比对。

到了 2021 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全年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10932 名。很多分离多年、年龄和相貌都已经改变的人，最终能够确认亲缘关系，依靠的是案件线索、身份信息与 DNA 技术共同发挥作用。

同一种技术还被用于另一项庄重的工作。2014 年起，我国连续迎回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数十年过去，不少烈士已经无法依靠外貌确认姓名，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军史档案、遗物、发掘地点和亲属 DNA 逐项排查。

到 2025 年 4 月，前 11 批共 981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已经迎回，其中 28 位烈士确认身份并找到亲人。部分鉴定还需要通过侄辈、孙辈建立复杂亲缘关系，再与战史资料反复核对。

回过头再看最初那个问题，亲子鉴定是不是对女性的道德审判，答案其实不该由性别立场决定。DNA 技术既能处理家庭中的亲缘争议，也能帮助失散家庭寻亲，还能参与灾难遇难者和烈士身份确认。

检测结果可以确认血缘，却不会替任何人评判婚姻。真正需要面对的，是结果出现以后，每个人怎样对事实负责。

信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