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沈逸表示：国内有一批研究《国际法》的人，在中美之间采取双标的态度，必须换掉。

这番话在8月中旬引发全网热议，不是没有原因。当下国际博弈的核心战场，早已延伸到法理规则领域，而这些本应守护国家利益的专业人士，却频频出现立场跑偏。

2025年年初，美国《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正式生效，要求TikTok必须在1月前剥离美国业务，否则全面封禁。这一明显带有歧视性的立法，被不少国内国际法学者解读为“合理的国家安全举措”。

可同样是数据安全问题，中国出台的跨境数据治理法规，却被同一批学者批评“违背国际通行规则”“限制市场自由”。他们选择性忽略，美国《云法案》早已将域外数据管辖权伸向全球，其霸道程度远超任何国家的正常监管。

5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以“推定违反出口管制”为由，企图在全球禁用华为昇腾等先进计算芯片。商务部明确指出，美方行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产业链稳定。

但某些学者却在学术会议上辩解，称“美国有权维护自身科技安全”，甚至建议中国“应该接受国际规则约束”。他们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完全基于合法合规，所谓“安全威胁”根本没有实质证据。

更让人费解的是12月的委内瑞拉油轮事件。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公海武力扣押委内瑞拉油轮，没收所载石油，连委内瑞拉都谴责这是“国际海盗行为”。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表示，美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可国内有学者却撰文称“美国的行动有其国内法依据”。这种只谈美方国内法、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论调，本质上就是对霸权行为的纵容。

对比之下，国际法院7月的气候案判决更能说明问题。98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参与诉讼，最终法院做出一致 advisory opinion，明确气候条约与一般国际法应系统整合。

美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曾试图缩小判决适用范围，却被法院驳回。可国内部分学者在解读此案时，依然刻意美化美国的消极态度，将其行为合理化。

这些双标表现，根源在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认知。不少学者把欧美法律体系奉为圭臬，将海外期刊发表、西方机构认可当作最高学术追求。

他们研究国际法的逻辑，不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而是照搬西方理论框架。在国际场合，不自觉成为西方规则的传声筒，消解中国的核心利益诉求。

这种立场错位带来的危害，远比想象中严重。南海仲裁闹剧时，个别学者的偏颇观点被西方媒体放大，成为抹黑中国的法理工具。

海外企业遭遇合规纠纷时，本应发声维权的专业人士，却忙着用西方标准苛责本国企业。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容易形成“中国法理逻辑站不住脚”的错误印象。

国际法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术，每一条规则解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较量。美国动辄退群毁约、单边制裁，却总能被这些学者找到“合理化解释”。

而中国的合法维权举措、正常治理政策，却被他们用脱离国情的标准吹毛求疵。这种选择性失明，本质上是丢失了民族立场的学术软骨病。

当然，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绝大多数国际法从业者坚守底线，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博弈默默付出。

沈逸教授的批评，针对的只是少数立场跑偏、奉行双标的群体。其目的是敲响警钟，推动行业自查自纠，而非否定整个法律界。

想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严把人才筛选关。将家国立场、国家利益站位，作为涉外法律人才考核的首要标准。

不能再唯海外论文、境外访学经历论英雄，对于持续双标、损害国家利益的从业者，必须及时调整岗位、限制发声渠道。

高校法学教育也需要革新。打破全盘照搬西方理论的教学模式，兼顾国际通用规则与中国法治实践。

引导学生辩证看待西方法律体系，建立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分析视角，培育既有专业素养又有民族骨气的新一代人才。

更重要的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不能总是被动套用西方制定的规则自我辩护，要主动参与甚至引领国际规则修订。

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让中国法理逻辑成为世界规则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大国博弈，法理为先。我们需要的不是只会背诵西方法条的“书呆子”，而是心怀家国、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声的“硬骨头”。

清除双标歪风，锻造专业过硬、立场坚定的涉外法治队伍，才能真正掌握国际法律话语权。

只有这样，在未来的国际规则博弈中，中国才能站稳脚跟，用法理力量守护国家发展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