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氏叔侄这起轰动全国的冤案，很多人心里一直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当年被称作“女神探”的聂海芬。当年她是这起案子的预审负责人，可在办案过程里，明明有能够排除叔侄嫌疑的关键DNA物证，却被忽略过去了，面对口供当中大量的矛盾疑点，没有深挖核实，依旧把案件往下推进，直接导致张辉、张高平叔侄蒙冤坐牢整整十年，大好人生被彻底毁掉。

2003年5月18日，安徽歙县的货车司机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一起驾车去往上海。在行驶过程中，他们顺便带上了同乡的女孩王某。为了保证女孩的安全抵达，两个人特意走了一条弯路把女孩送到了杭州市区的艮秋立交桥附近。于是王某就乘坐出租车到三桥去找姐姐。

第二天，在杭州市西湖区留泗路东穆坞村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王某的尸体。警察认为她是被强暴并且掐死的。因为张氏叔侄是王某临终时最后见到的人，并且案发之后就离开了杭州，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了重点嫌疑人。

但是现场的证据不支持该方向。

王某指甲中的男性DNA，并非张高平或者张辉所留。尸检未见明显的强奸伤痕。根据正常的侦查思路来看的话，上述的结果应当使办案人员去寻找其他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当时的“命案必破”压力之下，调查的方向并没有及时地改变过来。

张氏叔侄在关押的时候，同监的袁某就被安排去帮助获得口供。按照再审判决的内容来看，袁某曾经写下了一份笔录，请两个人来抄写、背诵，并且用暴力和恐吓的方式逼迫他们配合。叔侄二人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很多地方不能互相印证，但是仍然被拼凑成了完整的案件事实。

那么值得我们去追究的问题就是，负责案件审核、预审工作的聂海芬到底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聂海芬不是一线审讯人员。张高平、张辉都说没见过她亲自审问他们。她的职位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的大队长，主要工作就是对案件进行审核以及把关。

因此公众质疑的重点不是她是否亲自施压逼供，而是她是否在发现可疑之处时就停止了调查。

例如叔侄二人供述说抛尸的时候听到了流水的声音，但是现场沟渠平时是没有水的；尸检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强奸痕迹；死者指甲里的DNA又是另外一名男性的。对于上述问题，办案人员并没有首先去核实叔侄俩有没有涉案嫌疑，而是一直在找理由：沟里因为下雨积水了，尸体经过水流之后留下的痕迹可能会被冲掉，DNA也不能直接证明什么。

办案的方式就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然后再找理由来解释疑点。证据不用于判定事实了，只用来支撑已经形成的结论。

2004年的时候，张辉被判处死刑，张高平被判处无期徒刑。二人的上诉之后，张辉被判死缓、张高平被判有期徒刑15年。判决下来之后，这两个普通的家庭马上陷入了困境之中。张高平在入狱之前刚刚买了一辆货车，妻子怀孕了，但是最后还是离婚了，并且没有生下孩子。张辉本来打算要结婚的，但是婚事也泡汤了。

叔侄二人一直都没有承认自己犯了罪。张高平坚持申诉，并不愿意用认罪来换取减刑。因为多年来一直在喊冤，所以后来他们被调到新疆石河子服刑。

转机来自于另外一起案件。张氏叔侄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在“5·19”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罪犯勾海峰曾经做过类似性质的强奸杀人案。勾海峰之后又犯下了一起杀人的案子，把一个女大学生给杀了，在2005年的时候就被判处了死刑。经过调查后得知，王某指甲里的DNA和勾海峰的一致。

所以真正的罪犯并不是找不到的，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早就有的DNA证据，在好几年之后才被人重视起来。

经过了检察官张飚、律师朱明勇以及张氏家属不断的申诉与努力之后，案件才有了转机。2011年11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报道了重要的DNA证据。2012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进行再审。2013年3月26日，张高平、张辉被判无罪，并且当庭释放，在此之后他们得到了国家赔偿共计二百二十一点一万元。

案件得到了平反，但是追究责任的事情一直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结果。

2014年的时候，浙江省有关方面曾经表示要对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且也包括了对于聂海芬责任追究的情况。之后在公开的信息里，并没有看到和案件结果相符的具体处罚。

那她这么办案到底对不对？放在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显然是严重错误的。办案奉行的是无罪推定，要重视物证，不能只看重口供。可当年这起案子，过于看重口供，忽视客观DNA证据，预审把关失守，才酿成这么一桩重大错案。

很多人都会追问，冤案平反之后，聂海芬现在在干嘛，追责到底做到哪一步了？调查组给出结论，认定聂海芬存在严重履职过失，但是没有认定主观故意枉法，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判刑坐牢。最终只是行政记大过，免去预审大队大队长职务，调离刑侦一线岗位，保留公职，之后正常办理退休，享受退休待遇，网上流传她被判刑入狱，都是不实谣言，官方早就辟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