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就义后，中共派去的潜伏者更"狠"：国民党中将身份，终生藏于暗处。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响起，吴石将军倒在了血泊中。这位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高层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守护了最后的秘密。 

1950年的台北，街头到处是搜捕和盘查。有人急着找出口，有人忙着撇清关系，可一名国民党中将却仍在办公室里摆弄玉石镇纸，表面看不出半点紧张。

他叫徐会之，时任国民党总统府中将参军，黄埔一期出身，做过汉口特别市市长，在军政系统里有身份、有资历，也有不少熟人。谁能想到，这位被国民党高层视作自己人的将领，早在1924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徐会之便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阵营。北伐、抗战，他穿着国军军装南征北战，履历一层层加厚，身份越来越显赫，可真正的任务始终藏在另一面。

这类潜伏，和公开战场上的冲锋完全不同。枪声响起时，战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潜伏者却要把身份藏进日常生活里，可能是一场酒局，一次闲聊，也可能是一本普通账本。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后果会是什么？

吴石的牺牲，让台湾地下情报网络遭受重创。1950年3月，身在重庆的徐会之接到组织安排，告别妻儿，经香港渡海前往台湾，任务是重新建立联络线，并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有关人员。

到了台北，他没有马上进入军政机构，也没有利用中将身份谋求更高位置，而是开办了华强贸易商行，做布匹、药材、粮油生意。商行看上去就是一家普通店铺，实际上却承担着联络、转运和接济的功能。

为什么要选择经商？因为商铺进出人员多，货物流动频繁，账目和往来都能提供掩护。徐会之利用自己的军界身份，继续出入高官之间，参加酒局，参与牌桌往来，在看似寻常的交际中了解防务安排、兵员调动等情报。

外界看到的，是一名人脉宽、懂应酬的国军老将。没人知道，他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在搜集信息，每一次寒暄都可能关系到一条联络线能不能保住。

据称，他还会用秘写药水把情报藏进账本夹缝，商行赚来的钱，也拿去接济四处躲藏的地下人员。这样的生活没有掌声，更多是反复确认、处处试探。白天要像一个生意人，夜里又要记得自己真正承担的责任。

有一次，保密局特务以查税为由突袭商行，拿起账本就查。徐会之没有躲，也没有慌，而是亮出中将官印，搬出自己的黄埔资历和与毛人凤的关系，当场把对方压了回去。

特务离开后，他才发现手心全是冷汗。身份能挡住一次搜查，能不能挡住下一次？这就是潜伏者面对的现实，表面越平静，心里越清楚危险离自己有多近。

同一时期，隐蔽战线中还有不同形式的潜伏。沈安娜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速记员，利用接触会议记录的机会传递情报。有人藏在军政高层，有人藏在文件和记录之间，岗位不同，承担的风险却都不小。

但徐会之面对的局面，很快变得更加艰难。蔡孝乾叛变后，地下组织名单被大范围供出，吴石、朱枫相继遇害，徐会之身边的上下线也接连被捕。此时的台湾，已经不只是情报难以传出，很多人连明天能不能活着见到太阳都无法确定。

他为什么不撤？从安全角度看，离开当然更稳妥，可徐会之动用了自己剩下的人脉和商行货船，把尚未暴露的同志分批送走，自己却继续留在台北。

这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别人先走，他留下断后，直到1950年5月，特务带队来到商行。过去对他毕恭毕敬的人，这一次带来的是逮捕命令和枪口。

面对抓捕，徐会之整理好西装，平静走出办公地点。入狱后，国民党没有马上处决他，蒋介石还亲自劝降，条件也很直接，只要写悔过书，公开反共，就可以恢复职务，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

这份许诺对普通人或许有诱惑，可徐会之没有答应。半生潜伏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也让他的选择变得更加明确。写一份悔过书，意味着否定此前二十多年的坚持，他不愿这样做。

原本的判决是十五年监禁，卷宗送到蒋介石手中后，批示改为立即处决。1951年11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寒风刺骨，徐会之拒绝蒙眼，直面枪口，走完了50岁的人生。

吴石的名字，因为公开审判和牺牲被更多人记住。徐会之却长期藏在档案深处，直到相关材料逐步解密，人们才知道，一名国民党中将竟然把真实信仰藏了大半辈子。

1996年，徐会之烈士遗骨迎回大陆，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与武汉烈士陵园。一个人可以在敌对阵营里生活二十多年，也可以在身份即将暴露时选择留下，但这种坚持并不靠传奇色彩支撑，而靠一次次没有被外人看见的取舍。

真正关键的，不是他曾经站在多高的位置，而是身处高位时仍没有忘记自己要守护什么。潜伏者没有鲜花，也很少有机会解释自己，可他们留下的选择，往往比一份公开履历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