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是福利”？沉甸甸的现实参保率不足四成！】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中谈及灵活就业问题时表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认为灵活就业者以牺牲社保为代价，换取了时间自主与自我管理的自由。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何不食肉糜”的批评声浪席卷网络。一句出自名校教授之口的言论，为何激起如此强烈的民意反弹？这恐怕不仅仅是一句表述不当的问题，这背后体现出某些知识精英长期悬浮于社会现实之上、对民生疾苦缺乏基本共情的事实。

必须首先厘清一个基本事实：当下中国的灵活就业者，究竟是在享受“自由”，还是在承受“无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4亿人。这一庞大群体中，固然有少数主动选择“灵活”的自由职业者、创意工作者，但还有很多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工厂零工、家政服务人员。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厌倦了朝九晚五的“束缚”而主动拥抱“自由”，而是在就业压力之下，不得不以碎片化的时间换取碎片化的收入，以不确定的劳作维系不确定的生计。

所谓“灵活”，在很多时候不过是“没得选”的委婉说法。他们普遍没有劳动合同的兜底，没有五险一金的保障，没有工伤赔付的依靠，手停即口停，风雨无阻、全年无休，这样的“自由”，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生存压力下的被迫妥协。将缺少稳定保障包装成一种“福利”，将被动谋生美化为“主动自由”，这不是张丹丹劳动经济学分析，这是对劳动者真实处境的漠视。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漠视更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傲慢。在灯火通明的演播室里，张丹丹教授端坐其间，从容论述“牺牲自由换取社保”的权衡逻辑，殊不知，对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者而言，他们从未拥有过“牺牲自由”的选项。

当这位教授说“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纳社保”时，她可曾想过，那些没有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人，是否真有能力和意愿独自承担全额保费？当她说“灵活就业要的是自由度”时，可曾问过街头巷尾那些骑手和司机，他们要的究竟是自由，还是一份能养家糊口的稳定收入？这种站在学术象牙塔里对众生指指点点、比划江山的姿态，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荒唐，何其相似。

我们从来不否认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深耕与建树，也尊重学术讨论的专业边界。但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学者，其研究的价值终究要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反哺之上。学术不是书斋里的孤芳自赏，不是术语堆砌的自我陶醉，更不应成为与社会大众渐行渐远的通行证。专家之所以被社会尊重，不仅在于其掌握了专业的知识工具，更在于其能够以这些工具服务于人民、解困于时代。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达7057万人、6615.9万人，参保率不足40%。近3亿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缺口已成为严峻的社会议题，公众期待听到的是如何完善制度保障、如何推动平台责任、如何织密社会安全网的务实建言，而不是将制度缺失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自由福利”的轻巧论断。

当然，我们也愿意相信，张丹丹教授此前的研究中或许不乏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真诚关注，其本意也未必是要伤害谁。但这一次的风波足以警示所有知识精英：在涉及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任何“学术表述”都必须贴合时代所需和人民所需。知识分子的双脚，应当始终站在大地上；学术研究的目光，应当始终注视着最广大人民的悲欢。若只是端着架子、装着样子，用一套脱离地气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甚至合理化民生痛点，那么这样的学术将毫无价值。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道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它需要的不是巧妙的概念包装，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关怀。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走出书斋、沉到基层，在骑手穿梭的街巷里、在司机等候的路边、在零工聚集的劳务市场中，读懂“灵活”二字背后沉甸甸的现实。

(来源 光明网重庆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