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场车祸，很多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师长——一个在辽沈战役、衡宝战役、海南岛战役里都冲在前线的人，差点死在去开会的路上，而不是死在枪林弹雨里。他叫徐国夫。

这人有点"轴"，也有点"倔"，但确实是个打仗不要命、对战机极其敏感的主儿。

抗战一结束，徐国夫就跟着部队进东北。他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九师，先当副师长，后来当师长。

3纵一开始名声不算太响，直到四保临江第四次作战，用了4纵副司令韩先楚的作战方案,一举歼敌一个整师外加一个团，这仗打得漂亮。

徐国夫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韩先楚的指挥艺术。1947年秋，韩先楚直接调来当3纵司令，上来就搞了一次冒险但提气的仗——奇袭威远堡。

没有其他部队配合，就是3纵单干，靠百里奔袭打突然，一口吃掉。

这仗以后，3纵在东北野战军内部的地位，肉眼可见地往上走了。徐国夫对韩先楚自然更服。谁也没想到，就在3纵打得顺的时候，徐国夫因为身体问题被迫去后方休养。

就在他养病期间，部队架构发生大变化——东北野战军扩编，要组建第5纵、第11纵、第12纵。

韩先楚原本盘算着让徐国夫养好身体回来就当纵队参谋长。结果人还没回队，就被划拨到新组建的5纵去带主力师。对徐国夫来说，这完全是"被调走"。

5纵底子是地方部队，打过小仗、剿过匪，但没参与过大规模会战。

徐国夫到了之后狠抓训练，几个月后就被推上辽沈战役战场。5纵不是攻坚主力，而是被赋予一个很难干好的任务——迟滞廖耀湘兵团，同时堵截敌人撤退路线。

你不能跟主力硬掰，也不能打完就跑，而是要不断缠着敌人，让他走不快、打不顺，一步步往预设的歼灭圈里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廖耀湘兵团企图突破封锁线北上。

总部给5纵下了死命令：必须抢在敌人前头，占住关键地段，否则整个部署都会被打乱。

徐国夫所在的主力师直接受总部指挥，命令传下来很急，行军速度被一再催促。中途因为通讯不畅，5纵和总部联络一度中断，据公开资料记载总部对行军进度有过严厉要求。

徐国夫这边只能硬顶——加快行军，拼命赶路，最后总算抢在敌军之前卡住要点。

辽沈战役打完，5纵跟着大部队入关，开始华北作战。但命运在这个节骨眼上开了个极坏的玩笑。部队南下途中，据相关资料记载纵队曾下达集中开会的通知。

其实在行军前，纵队已经开过一次会，把注意事项和任务都部署了。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一起上路。

路不好走，是山路，车辆本来就负担重，加上那时候的车很多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保养、检修都不算规范。车出了事——因为山路加上车辆没彻底检查，刹车失控，翻车。

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当场牺牲，徐国夫本人身受重伤，差点没命。

对一个在浴血战场上冲锋多少次、却几乎没受过大伤的人来说，这样的"倒霉方式"，很难不让人心里不平衡。

他后来回忆时流露出复杂情绪：在前线打仗都没出事，结果为开个会，在路上差点把师的主官全搭进去。

他也清楚知道，自己有责任：出发前没坚持对车辆进行彻底检修，心存侥幸。就在他养伤那会儿，平津战役打得如火如荼，42军（原5纵改编）在丰台方向表现非常抢眼。

他躺在病床上，这些仗全没赶上。

对一个把全部价值感都放在"打仗打得好不好"上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等身体逐渐恢复，部队已经开始南下。

上级让42军留在河南一线承担剿匪任务，同时又抽出部分兵力南下湖南，担任警卫和接管任务。

那时候湖南局势比较微妙：陈明仁准备起义，需要谈判，需要给对方安全保证，这就要有可靠的解放军部队进驻，维持秩序。上级从42军里抽了一批人，由徐国夫带队去湖南，执行警卫任务。

对他这种"喜欢打硬仗"的人来说，这工作其实"不够过瘾"——没有大规模会战，也不是正面冲突。到了湖南，他意外碰见了一个老熟人——原来的老政委罗舜初。

罗舜初当时已经是四野里有分量的老政治干部，对徐国夫很了解，知道他心里那股劲儿没处撒。

罗舜初跟他谈话的意思很明确：你不能再窝在后方做这些杂务，40军现在在前线打得紧，老部队需要你。徐国夫一边是新带出来的42军部队，已经建立了感情；

一边是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队40军，心里其实很难割舍。

但老首长的话分量太重，他还是点头答应——回40军，继续当师长。他回到40军时，韩先楚已经是40军军长。这一回，他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节奏里：快速机动、抢占要点、打突然战。

衡宝战役打响后，40军担任追击任务，昼夜兼程，最后在关键时刻堵住了白崇禧主力的退路。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徐国夫心里那股憋了很久的劲儿，总算找到了出口。

衡宝战役结束后不久，上级开始筹划解放海南岛。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要跨海作战，没有制海权，没有制空权，全靠木船和帆船强渡。40军和43军被选中担任主力，徐国夫又一次站在了一线。渡海作战的难度，远超陆地会战。

部队要在夜间分批偷渡，躲开敌人的巡逻艇和空中侦察，还要算准潮汐和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