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人”(珠三角本地人)概念的产生，其实是基于，比照迁入珠三角地区的“客家人”(北方中原移民)，而产生的族群新概念。所以，了解珠三角的“广府人”，最好先要了解，非珠三角原住民的那些“客家人”。

据悉，“客家”一词，最初是明朝中后期，粤东潮汕地区、惠州府一带本地人，对闽西赣南外来移民的一种称呼。

后来，伴随着移民步伐，又被珠三角(如肇庆、台山)一带的广府当地人，所沿用。随着“土客械斗”冲突的加剧扩大，从而又为世人所广泛认知。

因此，关于“客家人”这个称呼的出现时间，目前学界上普遍认为的共识，是在明末清初时，距今大约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客家人”最初只是个“他称”：最早，是广东潮汕、惠州府等地区的“本地人”，用来称呼明末清初，从闽粤赣山区迁来的外来移民。因此，相对于当地人，其意思如同是在说这些移民是“外来户”，非本地人。清康熙年间的《永安县次志》中就有记载，将外地迁来的这些说着说着客家话的移民，称之为了“客家”，这也是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

到了清中叶后，特别是咸丰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后，这些移民，为了凝聚力量，他们把这群有着相似迁徙历史，有着类似共同语言文化的人，形成了共同的移民历史记忆，并开始接受了“客家人”的自称。以示区别于南方，世居于此的原住民。

所以，“客家”之名，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是民间实实在在使用的他称。而且，在后来的“土客”矛盾冲突中，这个群体，自己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称呼，并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使得这些移民，后来才慢慢的，又从历史深处，重新走进了更多人的视角。

总体来说，“客家人”之名，要远早于珠三角本地土著“广府人”的称谓。其核心区别，主要是在于：

所谓“客家人”的称谓，是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是先有民间自称/他称，后来才有学术上归纳和应用。而“广府人”，则是受到“客家学说”的巨大影响和刺激后，才是先有学术归纳，后经这二三十年，地方官方机构再强势推广，才逐渐再进入民间话语述事，从而产生“广府”认同，后以“广府人”而自居的。

所以，罗香林自民国初期发明“广府人”这个学术用语后，到了1995年这个时间点时，才由谭元亨等学者，参考“客家学说”的定义，才系统性构建出“广府民系”理论。随之，主要又由当地官方机构，大规模推广至全社会，而广泛使用开来。

可见，所有民系族群概念，都是被后人“构建”出来的。“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在明清时，由于土客冲突和近代学术推动下，才强化形成的。

如今这些年，“广府人”概念的推广，本质上，也是同样的过程——只是，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珠三角等地方，又需要通过整合文化符号来增强当地凝聚力。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这种构建是否尊重了历史事实？是否包容了不同屯域的差异。

这些年，“广府人”概念的推广，背后伴随着区域经济（珠三角核心区）和商业文化的强势辐射。这种强势输出，使得在描述“广东三大民系”时，“广府”都会常常被置于“中心”或“主流”位置，容易以偏概全。而忽略了“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根本性区别。

比如，说“宋朝珠玑巷移民”，是珠三角当地原住民，“广府人”共同起源的说法，就经不起严格的考证。这就等于是把当地原住民的起源，直接对接成为了宋朝中原移民后裔来述事，完全忽略或削弱了“广府人”，根在岭南的基本历史事实。

毕竟，宋朝珠玑巷移民，真正进入珠三角并大规模取代当地土著的数量，也远远没有族谱记载中的那么夸张。大量珠三角的“本地人”，仍是世居于此的本土古越人后裔。

再说了，语言学研究也表明，广州话(白话)虽然也保留了较多古汉语（特别是唐音）特征，但它本质上，还是基于岭南古越语底层，再叠加历代中原移民方言后，又独立演变，而形成的。现代广州话（白话）的音韵系统，并非是直接的源自宋朝开封官话口音而来。

如果，都是珠玑巷移民，带入宋朝入粤的北方官话口音。那么，它应该会更接近现代河南、陕西方言特征（如入声保留方式、声母系统），但广州话与这些方言，差异巨大。反而，与广西平话、海南军话等更接近。这些，也都说明了其演变路径，只是岭南本土化的结果，而非珠玑巷移民，直接带入的宋朝官话口音而来。

从这些简单描述，从整体上我们就能大致清楚。所谓“客家人”，相对于珠三角当地的“广府人”而言。客家人，并不同于当地原生土著人，其强调的，还是在于北方外来移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