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民不像东方人那样恨地主？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们跑得掉。
 
中世纪以前，欧洲农民和东方一样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既要上交劳动成果，也要承担繁重的劳役。
 
然而，进入中世纪后，城市开始复兴，商业日渐繁荣，人们不再只能靠农业，为工商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面对这一变化，部分庄园领主不再把农奴仅仅视作劳动工具，转而愿意放他们去城里谋生，只要求每年向庄园缴纳一笔固定款项。
 
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利，领主坐收年钱，省去管理，农奴则只需按时交钱，便可换取更多自主空间。
 
有些领主甚至主动培训农奴或奴隶，教他们手工业或商业技能，送他们进城，自己则坐等按人头抽税，更有甚者还会提供一笔启动资金。
 
后来，那些在城里发展顺利、攒下家财的隶属民更获得了一项新权利，只要向主人支付一笔赎金，就能获得永久自由身份，成为真正的自由民。
 
与此同时，城市与市民团体不断壮大，事实上也在一点点瓦解领主的支配权。
 
更关键的是，大量农奴干脆直接逃往城市，而城市正急需人口，国王又乐见其成，想借机削弱贵族势力，于是催生了著名的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原则。
 
一个农奴若逃入城市，连续住满一年零一天，而原领主未能抓回他，他便自动获得市民自由身。
 
领主再无权追索。
 
到后来，连一些领主自己也移居城市，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身份上的鸿沟逐渐消弭，至少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区分荡然无存，人身依附关系也基本消失。
 
这种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态，也让他们可以更平和地看待那个时代。
 
为什么西方人民不像东方人那样恨地主？从农奴通过城市获得自由的历史进程中，或许能找到跨越时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