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回忆：我和溥仪的“文革”岁月。原本我与妻子嵯峨浩安稳度日，我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潜心整理史料。1966年，风暴骤至，文史专员办公室停止办公，文稿悉数查封，我们每天参加批判会，被迫揭发检举。先是批判廖沫沙，说他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可我们与廖沫沙仅有简短学习接触，实在无材料可揭发；继而又批判申伯纯，指责我们刊发的文史资料是“大毒草”，大家只能空话应付。

溥仪心性直率，难以承受这般冲击。一次开会迟到，他哭着说起路上见到廖沫沙被游街，满心不忍，直言廖沫沙是好人，众人既感动又替他捏一把汗。8月底，文史资料委员会解散，专员全部免职，不分老弱病残一律参加体力劳动，我的月薪从百元削减至七十元。造反派对我们区别安排，溥仪、杜聿明、宋希濂和我分配轻活，康泽等则被安排重体力，我还被安排打扫厕所、书写标识。此事很快传到周总理耳中，总理当即制止扣薪，我们的工资得以恢复。

不久，红卫兵冲进护国寺街我的家中，扣上“汉奸、伪满特务”的帽子，砸毁带有日本商标的瓶罐，嵯峨浩吓得瑟瑟发抖。情急之下我厉声制止，竟暂时镇住对方。他们扬言次日再来，接连上门叫嚣打门。危急时刻，周总理派人前来保护，家中才免于持续骚扰，总理同样尽力护住溥仪，避免他遭受抄家批斗。

早在1965年，溥仪便确诊肾癌，完成手术后本应静养，他仍坚持和我规划清史稿件校审。后来癌细胞扩散，原本文史专员可享受的就医优待被取消，就医处处受阻。沈醉于心不忍，逐级向上反映，消息直达周总理。总理立刻安排名医救治，可当时乱象丛生，医院消极推诿，溥仪几经辗转入院，病情持续恶化。

1967年10月初，剧痛折磨得溥仪在床上翻滚，李淑贤多方求助，依靠总理指令，人民医院方才收治。但尿毒症已然危重，无力回天。10月17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我赶至医院，在兄长弥留之际赶到，亲眼看着溥仪不甘地闭上双眼，终年六十岁。那段黑云压城的岁月，无数艰难波折，幸而每逢绝境，总有周总理出手施以照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