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 中统 特务头子叶秀峰把2700根金条交给儿子，让带着去 台湾 ，不料，所乘的“太平轮”沉没，儿子和金条随船沉入海底。叶秀峰得到这个噩耗后，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真正值得追问的，其实不是海底到底有没有2700根金条，而是1949年初的上海，为什么那么多人拼命把钞票换成黄金，再想方设法往台湾地区运。答案很简单：国民党统治已经进入败局，金圆券信用急速崩塌，纸币越来越不值钱，黄金却成了权贵和富商眼中最后可靠的东西。
这时候再看叶秀峰，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普通商人，更不是仓促逃难的平民，而是国民党特务体系里的重要人物。1945年徐恩曾失势后，叶秀峰接手中统；1947年中统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他仍掌握这个系统。连这种最靠近权力和情报核心的人，都开始考虑家产往哪搬，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淮海战役进入尾声后，南京、上海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已经不再讨论局势能不能扭转，而是讨论船票、机票、住房和黄金。一个政权走到危险关头，最敏感的往往不是街上的普通人，而是那些每天能看到内部电报、军事报告和人员调动的人。叶秀峰恰恰属于这一类。
1月27日23时45分左右，两船在舟山群岛白节山附近发生碰撞。建元轮很快沉没，太平轮也随后倾覆。寒冬海水里，大批乘客几乎没有多少逃生机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统当时已经不是表面上那个严密高效的秘密机关。国民党败局扩大后，这套特务机器内部同样出现恐慌。有关回忆资料甚至提到，下属围着上级索要疏散费和安家费。过去靠监视、控制和秘密手段维系的组织，一旦自身前途不保，也迅速陷入争夺资源、各找退路的状态。
这里恰好能看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深层问题。真正压垮它的，从来不是某一船黄金，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贪婪，而是长期累积的政治腐败、经济失序、军政体系涣散和民心流失。当内部人员都开始盘算怎样先把家眷和财产送走时，这个体系实际上已经很难再维持原来的控制力。
黄金因此成了1948年至1949年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符号。金圆券改革失败以后，国民党政府想用行政力量恢复货币信用，可市场并不买账。通货膨胀让普通家庭的积蓄迅速缩水，有资源的人则尽量换成黄金、美元和实物。权力人物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渠道，他们的避险动作也自然更快、更大。
这也是叶秀峰故事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一个掌握秘密情报、长期参与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人，到了局势逆转之时，首先考虑的如果真是怎样转移家产和安排后代，那就比任何传奇数字都更有历史意味。权力在稳定时期看似牢不可破，一旦政治基础动摇，最先寻找出口的往往恰恰是权力圈内部的人。
叶秀峰和太平轮真正留给后人的，并不是“2700根金条沉入海底”这么简单的一幕。更值得记住的是，1949年前后的中国正在经历历史巨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连特务系统高层都在为个人后路奔忙。海难只是一个黑夜里的突发事故，那个旧政权的败局，却早已在陆地上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