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汪精卫集团计划在南京组建伪政权，对外称作“还都”，可原定的成立日期却一延再延，从3月20日，推迟至26日，最终定在3月30日。迟迟不能正式登场，根源在于汪方与日本之间，在各项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陷入重重僵局。

汪精卫一行人从越南抵达上海之初，还心存幻想。他们认为日军深陷中国战场，应当明白武力无法征服中华民族，在近卫三原则的基础之上，双方能够达成平等的和平协定。可真正开启交涉之后，现实与预想截然相反，日方处处强势施压，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汪精卫等人的内心日渐沉重、沮丧、焦虑。

作为汪伪集团核心人物，周佛海内心充满矛盾。他在日记中多次袒露心事，他与汪精卫自认为奔走和平是救国之举，甘愿暂时背负汉奸的骂名，期盼日后能成为挽救国家的民族英雄，可前路未知，一旦和平路线彻底失败，这群人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民国二十九年正月初八，一名友人登门拜访周佛海，直言打算抽身离去。友人痛陈，数月相处，已经看清日本人蛮横狡诈，全无悔祸之心，而不少参与“和平运动”的人员贪图富贵、为虎作伥，自己不愿与之同归于尽。

听闻这番直白的控诉，素来情感丰富的周佛海当场落泪，拉住友人的手，悲怆地表示，正因为志同道合之人寥寥无几，就算是死，众人也应当一同承受。友人见他悲痛激动，不忍继续刺伤对方，最终放弃离去的念头。

汪精卫原本的构想，是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延续原有国民政府的法统，沿用国民党、三民主义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构建平等互惠的中日关系。但是接连取胜的日军骄横跋扈，一心想要把汪伪政权打造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近卫下台之后，继任的平沼、米内内阁对汪伪政权并不热心，日军军方一边想扶持傀儡，一边又保留和重庆国民政府谈判的可能，所以在谈判之中反复变卦。

就连外交承认这样的形式问题，日方也屡次出尔反尔，一会提议只派特派大使不递交国书，一会又更改宣言方案。汪伪集团步步退让，可日方依旧处处掣肘。这场博弈之中，汪精卫、周佛海满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步步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注定了汪伪政权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个人、友人，乃至整个时代的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