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想把干女儿谭祥许配给陈诚，谭祥问陈诚是何职务，宋美龄答“军长“，谭祥默许。实际当时陈诚还是师长，接着蒋介石大笔一挥就把陈诚提拔成了军长，硬是用未来的官帽，骗来了干女儿的点头。
1930年9月，谭延闿因病去世。父亲突然离世，对尚未成婚的谭祥影响很大。有关回忆中提到，谭延闿生前很挂念女儿的婚事，希望身边熟悉的人能够替她寻找一个可靠的归宿。此后，宋美龄也确实把谭祥的终身大事放在了心上。
谭祥并非旧式家庭里很少接触社会的姑娘。她接受过新式教育，还做过英语教学工作，生活圈子和眼界都比较开阔。也正因为如此，她对婚姻并不是“长辈说嫁谁就嫁谁”。男方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前途，在她看来显然很重要。
当时进入宋美龄视线的年轻军官不止一个，陈诚却越来越显眼。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早年读过保定军校，后来进入黄埔军校担任炮兵教官。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他的军职上升得相当快，逐步由团级、师级军官进入高级将领行列。
陈诚真正打开局面的阶段，是1929年至1930年前后。他掌握第十一师以后，这支部队逐渐成为他最重要的军事基础。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第十一师参加多次作战，陈诚由此受到更高程度的重用，他的个人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第十一师后来与第十八军关系极深。现存陈诚年谱性质的记载中，1930年底已经出现陈诚出任第十八军军长的记录；到了1931年，他还兼任第十四师师长等职。因此那个时期，他身上同时存在“军长”和“师长”等不同职务记录，也让后来关于婚事的讲述出现了多个版本。
但流传最广的，仍是那段极有戏剧性的对话。宋美龄向谭祥提到陈诚，谭祥问：“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军长。”谭祥接着追问是哪一个军，得到的答复是第十八军。听到这里，她没有再明显反对，这门婚事才算真正有了推进的可能。
为什么偏偏问官职？因为在当年的军界，一个师长和一个军长之间，不只是名称差两个字。军级将领能够掌握的部队、人脉和资源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一个军人在整个军事系统里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陈诚当时恰恰处在仕途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换句话说，宋美龄看中的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军官，而是一个已经拥有嫡系部队、又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人。对谭祥来说，这样的人至少在身份和前途方面，与自己的家庭条件能够匹配。
然而真正麻烦的事还在后面。陈诚早年已经与吴舜莲结婚，这段婚姻持续多年。由于陈诚长期在外从军，两人实际生活长期分离，感情逐渐疏远。可是旧婚姻没有处理清楚，陈诚便不可能直接迎娶谭祥，这也是婚事一度迟迟没有最终落定的重要原因。
有关陈诚家庭经历的记载显示，在与谭祥准备结婚之前，他必须先处理与吴舜莲之间的关系。谭祥对此态度很明确，她不会在原有婚姻关系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进入陈家。因此，比“军长”这个头衔更棘手的，其实是陈诚自己的婚姻问题。
这件事最终在1931年下半年逐渐解决。等到旧婚姻问题基本处理妥当以后，陈诚和谭祥才真正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由此也能看出，这场婚姻并非宋美龄说一句“军长”，谭祥马上就嫁了，中间还有现实而复杂的一整套过程。
两人的婚期落在1932年元旦，也就是1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参与主婚，这本身就说明这场婚礼在当时拥有不同寻常的分量。对陈诚来说，他迎娶的不单是谭延闿之女，更意味着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发生了一次明显变化。
陈诚和谭祥结婚以后，第十八军也越来越成为陈诚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后来人们提到陈诚嫡系时，经常使用“土木系”这个称呼，其中“土”与第十一师有关，“木”与第十八军有关，这两个数字组合起来，正好成为陈诚军政集团的一个特殊代称。
所以，若只把这段婚事看成一场单纯的男女介绍，很多东西就看不见了。1930年至1932年这段时间，谭延闿去世、陈诚军职上升、宋美龄替谭祥择偶、陈诚处理原有婚姻，几件事几乎同时发生，最后才汇集成1932年元旦那场婚礼。
这里面当然有人情。谭延闿与蒋宋夫妇关系深厚，他去世以后，身边人照顾他的女儿，并不难理解。但其中也有很强的现实考量。对于上层家庭来说，婚姻从来不只是感情问题，往往还意味着两个家庭以及两套人际关系的重新连接。
陈诚同样得到了实际好处。婚前他已经是受到重用的年轻将领，婚后与蒋宋夫妇之间又多出一层私人纽带。谭祥的家庭背景和宋美龄的关系，不一定能替陈诚打赢一场仗，却能让他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
一句“军长”，表面听着像民国人物之间的趣闻，背后其实装着那个时代非常现实的一套规则：婚姻讲感情，也讲门当户对；军人的官职不只是职位，更是社会地位和未来前途的证明。
宋美龄替谭祥选中的，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老将，而是一个正在迅速向上走的年轻将领；谭祥接受的，也不仅是一张军长名片，而是在判断这个男人未来能走多远。这种选择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却也让一场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婚事，最终成为近代人物史中长期被人谈论的一段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