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前两个小时，被叫去谈话。
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谈话，这个时间点或许没什么。
可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张超老师面对镜头讲述这些年的经历时，声音一直在发抖。
他说，自己2007年来到贵州，一干就是近20年。
如今好不容易掏空积蓄买了房，准备搬家，却在搬家前两个小时突然接到人事处通知。
一个普通老师，为什么会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拍下来公开讲？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
按照张超自己的说法，矛盾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
当年学校分配职工住房，他发现部分领导存在一人分到两套房的情况，于是向学校党委反映。
可他认为自己没有等来明确答复，反而在2017年遭遇处分。
从那以后，他又陆续遭遇多次通报、谈话。
这些说法目前都是张超本人公开讲述的内容，究竟处分依据是什么、当年的住房分配到底是什么情况，还需要学校和有关部门拿出材料说明。
所以这件事现在最不能做的，就是仅凭一段视频直接给任何一方定性。
但有一个问题，谁都绕不过去：
一个教职工如果真的对处分有异议，他能不能顺畅地知道处分依据？能不能拿到相关材料？能不能正常申诉？
制度设计的意义，本来就是让人有地方说理。
如果一个人最后只能拿着手机，对着镜头把自己的委屈讲给几百万网友听，这至少说明，他和单位之间的沟通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也让这件事更加复杂。
8月3日，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清镇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主任徐顺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但必须说清楚：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徐顺义被查与张超所述经历存在直接关系。
时间上的重合，不等于事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这一点不能靠网友猜。
真正应该等的，是后续调查。
我反倒觉得，张超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谁更委屈”，而是另一件更基础的事情：
一个普通教职工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处理，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渠道解决？
靠校内申诉？
靠主管部门？
还是最后只能靠网络曝光？
如果所有正常渠道都能把事情讲清楚，谁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和二十年的经历全部摊到网上？
当然，张超说的每一句话也同样需要证据支撑。
处分决定书、送达记录、住房分配材料、历年的通报文件、谈话记录……
这些东西一旦摆出来，很多争议自然就有答案了。
所以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不是继续给双方贴标签。
该查的查，该回应的回应，该公开的公开。
如果张超所说的情况属实，就应该有人为不规范的管理和处分程序负责。
如果其中存在与网络叙述不同的事实，也应该把证据摆出来还原真相。
一个老师究竟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最终不能靠眼泪判断，也不能靠热搜判断。
最有分量的答案，永远是那几份能经得起核验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