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来谈判的三个日本议员，已经回到了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党议员伊佐进一登上电视节目，分享了此行的感受。他透露，中方明确表态，日方必须撤销高市涉台相关答辩，不然就没有商谈的余地。
 
伊佐慎一对这一现状表示遗憾。在他看来，当下中日关系陷入停滞，日本民间对华好感持续走低，双方情感隔阂加深，想要找到改善关系的突破口也就愈发困难。
 
他还提出，不该单方面要求日本率先做出调整，中日两国需要共同付出努力，才有机会推动关系往前走。这句话听着很圆，也很像外交场上的标准答案。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伊佐把一场有明确起因的外交冲突，处理成了两边各退一步的情绪矛盾。
 
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把“台湾有事”和日本可以认定“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中方随后连续交涉，要求收回相关言论。日本政府没有撤回，反复强调自身立场没有变化。
 
到了今年8月27日，伊佐等人在北京见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会谈原定一个小时，最后谈了两个小时。伊佐自己形容，现场有不少“激烈交锋”。
 
他提了日本人被拘押、稀土和军民两用品出口、文化和青年交流等问题，中方给出的回答依旧没有绕弯：高市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和认识不变，中方政策就不会变。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写明，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对中方关于台湾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同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外务省至今仍把这份联合声明作为对台关系的基本框架。
 
所以，伊佐说“双方同时努力”，第一层问题，就是把责任的先后顺序压平了。
 
中方当前的逻辑一直很稳定：关系遇到困难，症结在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关言行，日方先纠正，正常交流的条件才会回来。8月27日外交部再次把“根源”点在日本执政当局涉及台湾和军事安全的一系列言行上。
 
日本方面的诉求却很复杂。
 
高市答辩不撤回，稀土、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又希望逐步恢复。两套诉求卡在一起，矛盾就在这儿。
 
一边保留引发争议的政治表述，一边希望对方把后续措施先松开，随后再把整个局面概括成“双方都需要改变”，谁先迈出了导致关系恶化的那一步，也就被模糊掉了。
 
第二层问题，是伊佐把“国民感情恶化”放得太靠前。
 
他担心日本人越来越讨厌中国，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他自己在节目里也说，交流中断后，大家获取对方信息越来越依赖媒体和社交平台，日本人会越来越讨厌中国，中国人也会越来越讨厌日本。
 
民意恶化更多出现在关系下滑以后。外交争议持续，经济措施跟着收紧，人员交流减少，舆论自然越来越硬。
 
只盯着“大家互相讨厌了”，再希望靠青年交流、演出、文化活动把气氛重新热起来，可以缓和情绪，却绕不过政治层面的那个结。
 
伊佐的“同时努力论”，恰好暴露了东京现在最难受的地方。
 
日本希望恢复对华经贸和人员交流，也希望稀土、军民两用品出口等问题得到缓解；高市政府又不愿为了改善关系收回涉台答辩。
 
一边想降低关系恶化带来的成本，一边又不愿处理北京反复点名的政治症结。
 
于是，日本政界开始寻找一条折中路线：高市的核心表述暂时不碰，交流先恢复；责任先后暂时不谈，双方克制先喊起来；最硬的分歧先放着，从文化、青年、经贸这些相对容易推动的地方往回拉。
 
问题是，北京这一次已经把门槛摆在桌面上了。东京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为了恢复关系，究竟愿不愿意调整高市那套涉台表述，愿意承担多大的国内政治成本。
 
这个决定只要一直拖着，“双方共同努力”就很容易停留在一句谁听都没错、谁也落实不了的话上。这个问题不解决，光喊“双方一起努力”，恐怕很难让停滞的中日关系重新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