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自正持枪冲进军区政委的住所，要杀政委，政委连忙呼叫警卫员，谁知，2个警卫员，一个怕死不敢出门，一个在干“荒唐事”！
 
1970年，一场发生在军区政委家中的枪击案，后来一直让人难以释怀。袭击者不是外部闯入的陌生人，而是军区内部人员王自正，遇害者则是老红军、军区政委谭甫仁。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事发时门外并非无人值守，岗哨上原本安排了两名警卫员。政委在屋里连续呼喊，枪声也一度传到走廊，可两个人都没有及时冲出来，结果让一场本有机会阻止的袭击，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事情要从王自正的处境说起。据称，当时军区正在调查他的历史问题，书桌上那份尚未完成的调查报告，正是引发他情绪失控的重要原因。王自正认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于是提前观察了院内情况，知道夜间只有两名警卫执勤。
 
那天晚上，他持枪进入谭甫仁住所。枪响后，谭甫仁从卧室冲出来，看到妻子已经倒在血泊中，王自正则站在客厅，手里还握着枪。
 
谭甫仁转身往门口跑，大声呼喊警卫员。门外就是岗哨，正常情况下，两名战士应该立即进入屋内控制局面。问题在于，年轻警卫李卫民当时正在打盹，听到枪声后虽然醒了，也摸到了枪，却没敢拉开门。
 
他入伍只有半年，没真正遇到过枪击事件。听见政委呼喊，李卫民心里害怕，身体却不听使唤。他还想着，旁边有老赵在，老兵应该能处理。
 
可老赵赵福全根本不在岗。
 
赵福全当晚喝了酒，偷偷去了斜对面一间小屋。那里住着军区的保姆，对方和他是老乡。枪声传来时，他从床上滚下来，紧接着又听见政委喊自己的名字。
 
他为什么不出去？一旦现身，擅自离岗和私自进入保姆房间的事情都会暴露。赵福全选择蹲在门后，甚至捂住了保姆的嘴，始终没有回应。
 
这几分钟，决定了整个案件的走向。谭甫仁靠到门边，试图拖延时间，还叫出了王自正的本名，劝他放下枪，说只要现在停手，或许还有活路。
 
这个劝说没有让王自正停下。他走近后举枪射击，子弹打碎了墙上的玻璃相框。李卫民听到第二声枪响，反而把耳朵捂住，赵福全也继续躲在屋内。
 
谭甫仁趁王自正躲避的空当，转身跑向书房。书桌抽屉里放着一把旧手枪，那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武器。可他还没来得及取枪，王自正已经追到门口，第二次射击击中了他的后背。
 
谭甫仁倒在书桌旁，鲜血染到文件上。那份关于王自正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也被血迹覆盖。
 
王自正没有逃出军区。他绕到锅炉房后面，知道警报很快会响起，便坐在煤堆旁，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凌晨5点，炊事班人员起床做饭，才发现政委家的门敞开着，随后有人进入屋内，案件才被正式发现。
 
时间为什么拖到天亮，原因很现实，两个警卫员都没有第一时间报告。
 
李卫民后来承认，自己当时害怕，听见政委喊话也没敢出去。赵福全却试图隐瞒，咬定自己一直在岗，没有听到枪声。可保姆经受不住调查，第二天说出了实情，赵福全私自离岗的经过也随之曝光。
 
这个细节很关键。双人警卫的安排，本来就是让两个人互相照应，一个人遇到突发情况，另一个人可以补位。可如果一个人害怕，另一个人失职，双人配置就只剩下纸面上的安全感。人数增加，不代表责任自然增加，关键还在于岗位纪律和临场反应。
 
李卫民最终被开除军籍，送回老家，赵福全则被判刑，保姆被遣返原籍。处理结果各不相同，却都无法改变谭甫仁已经遇害的事实。
 
谭甫仁是从井冈山一路走过来的老红军，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长期军旅生涯。这样一位将领，没有倒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居住的院子里，死前还在呼喊门外警卫员，为什么没有人及时进来？
 
追悼会上，许多人落泪，原因不只是惋惜一位老将离世，更是因为这场悲剧带着明显的人为疏漏。王自正有枪，有目标，也有报复动机，可如果警卫员当时履行职责，局面未必会发展到最后一步。
 
后来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谭甫仁书桌上的调查报告仍保留着最后一页。上面有他的批注，大意是说，情况复杂，需要谨慎处理，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应该得到改过机会，如果查实犯罪就依法处理，如果只是一般历史问题，也可以给出路。
 
这几句话说明，谭甫仁当时并没有简单把王自正推入绝境，他仍在区分严重罪行和一般历史问题。只是这份报告还没完成，王自正也没有看到最后的处理意见，枪声便打断了一切。
 
一份尚未写完的报告，两个没有回应的警卫员，几声无人及时理会的呼喊，最终串成了1970年那场军区枪案。说到底，悲剧不只发生在枪响的那一刻，也发生在此前每一次对纪律的放松和对责任的逃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