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晚年最放不下的不是仕途也不是文章，而是一件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私事。

颍州那段日子，欧阳修的状态并不好。

熙宁四年（1071年）以太子少师身份致仕，选择落脚颍州。

颍州城外的西湖，欧阳修年轻时做知州就认识了，这次回来，像是找了个有旧情分的地方。只是身体每况愈下，熙宁年间围绕新法的那些争论也随着这一纸致仕彻底成了往事。

往后的时间里，有一件事始终放不下，却鲜有人提起。

欧阳修在这最后几年，用了相当多的精力整理欧阳氏族谱。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欧阳修是几个身份叠加的形象：唐宋八大家之一，庆历新政的参与者，《醉翁亭记》的作者，嘉祐二年那届礼部省试的主考官，苏轼的伯乐。

这几重身份，把他的轮廓基本框住了。

但要理解他晚年这件私事的分量，得从他四岁那年说起。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欧阳观在泰州任上病逝。

欧阳修四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记忆。母亲郑氏带着幼子，投奔在随州任职的叔父欧阳晔，在随州落脚，一住多年。

家里拮据，郑氏一人撑着。

早期传记记载，郑氏曾折取芦苇，在沙地上画字教儿子识字读书，各本细节略有出入，但贫困求学的基本情形各处记述大体一致。

郑氏教给儿子的，不只是字。

欧阳观的形象，母亲一点一点讲出来：做官廉洁，不留积蓄，在刑案处置上也偏向审慎，这些，全靠母亲的口述在欧阳修心里成形。

至于欧阳观的父亲是谁、欧阳家族更早的脉络，记录大多已断，追问也问不出来了。

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入仕。

此后几十年，官至参知政事，又因庆历新政失败一度被贬至滁州，《醉翁亭记》就写在滁州那两年。起复之后，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和政坛都留下了印记。

仕途走到这个位置，父亲在欧阳修心里仍然是靠母亲转述才得以成形的轮廓。

嘉祐八年（1063年），欧阳修为父母立碑，写了《泷冈阡表》。

那篇碑文所记，是父亲如何做官，母亲如何在困境中维持家道，以及郑氏当年告诫儿子的话。

后代文论将这篇文章列为欧阳修散文中分量最重的几篇之一，但读过的人，恐怕远不及读过《醉翁亭记》的多。

碑文写完，家族往前的线索，还是空的。

宋代士人里，知道族谱该修的人不少，但真正花力气去做的并不多。欧阳修不一样，他在这件事上的投入，与自己的身世直接相关。

他在有关修谱的论说中谈到，大意是：中古以来门阀制度崩解，普通家族的谱牒记录越来越薄，几代人下去，出了五服便彼此陌生，往后相遇也形同路人。

他认为没有谱牒支撑，家族联系便无处落脚。

这番议论若只看表面，像是在谈礼制。

放在欧阳修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幼年失父，家族记录随着那次病逝断了一截，母亲所能还原的，也只到她亲历的那一层。整理族谱，对欧阳修而言，既是他认为应当去做的事，也是几十年来始终在心底的一个缺口。

他在编谱体例上的选择颇有分寸：以五服之内的可查亲属为主轴，不往远古强行追溯，不攀附名人先祖，做到有据可循为止。

这个方法后来被苏洵编撰苏氏族谱时参照借鉴，两者并称"欧苏谱例"，在宋以后的民间修谱中影响较为持久。

知道"欧苏谱例"这几个字的人，大概远不如知道欧阳修写过《醉翁亭记》的人多。

欧阳修晚年花力气在"留存"上的，不止族谱。

从年轻时开始收集历代青铜器与石刻铭文的拓本，积累了三十余年，拓本逾千卷，并逐一写下注解跋语，编成《集古录》。

致仕前后，把这部书整理成形。

他给自己取号"六一居士"，在解释来历的自述文章里，头两样"一"分别是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其余是琴、棋、酒，加上他自己这个老翁。

书和金石拓本放在最前，这个排序，透出他对记录与保存这件事的看重程度。

修谱和修金石录，驱动力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处是重叠的：他觉得有些东西会消失，觉得应该有人把它们留下来。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欧阳修在颍州去世，年六十六岁。

留下的文稿里，有《集古录》，有几首写颍州西湖的词，还有整理中的欧阳氏族谱资料。

颍州西湖的那些词，写的是水草蔓延、波澜不兴的景象，和他早年给庆历新政奔走时写的那批文章，气息相差很远，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

族谱整理到了哪个阶段，最后有没有收尾，史料里没有留下清楚的交代。

参考来源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欧阳修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