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投降后，国内要重新选首都，钱穆之前劝蒋介石：选南京一定会失败，可蒋介石不听，4年后，这话真应验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钱穆不是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临时出来议论首都问题。早在1941年，他已经与学者张其昀讨论战后建都。1942年，他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那时抗战仍在继续，南京还处于日军控制之下，他考虑的却已经是胜利以后国家应该把政治中心摆在哪里。
钱穆没有把问题理解成“哪座城市最繁华”。恰恰相反，他觉得越是繁华的地方，越需要冷静看待。
南京背靠江浙，长江水运便利，上海又近在东边。从生活条件、工商基础和行政效率来看，它确实有很多现成优势。可钱穆担心的正是这种优势太强。一旦中央机关回到南京，大学、人才、资本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很可能继续向东南集中。
东南越热闹，西北就越容易显得遥远。
他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只有沿海地区重要的国家。西北连接广阔内陆，北方同样承担着重要的战略功能。如果政治中心长时间靠近东南，决策者每天看到的、接触到的，很容易更多来自富庶地区，而距离中央较远的地方则更难获得资源和注意。
所以，他更看重西安。把政治中心向西移动，可以把行政机构、学校、交通建设以及部分人口和产业一起带过去。首都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放在哪里，哪里就更容易得到人才和资金。
这个思路放在当时，其实相当大胆。抗战八年，大批机关、学校和工厂已经向西南、西北转移，中国内陆第一次在特殊环境下承接了大量人才和产业。钱穆担心，一旦战争结束，所有力量又迅速回流东南，抗战时期形成的内陆建设成果便可能逐渐流失。
可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现实考虑看，南京同样很难舍弃。
1927年以后，南京长期是国民政府首都，中央机关体系已经形成。抗战爆发后迁往重庆，本来就被视为战时安排。如今日本投降，在不少国民党高层看来，“还都”南京不是重新选一座城市，而是恢复战前秩序。
南京周边经济基础好，行政成本相对低，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对一个刚经历八年抗战、财政已经十分困难的政府来说，直接恢复南京的中央机构，显然比重新建设西安这样的政治中心省事得多。
于是，钱穆考虑的是几十年的国家布局，蒋介石面对的则是眼前的政治与行政现实。两套思路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上。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从表面看，这个选择没有什么异常。抗战结束，各机关陆续从重庆东迁，南京重新恢复中央政治中心地位。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国内局势便迅速变化。军事冲突扩大，财政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控制区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重。
真正让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是物价。
抗战时期本来就存在严重通货膨胀，战后不仅没有迅速缓解，反而继续恶化。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法币信用快速下降。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希望重新稳定金融，但时间不长，金圆券也发生严重贬值。
对普通家庭而言，这种变化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加直接。工资赶不上物价，积蓄不断缩水，社会信心也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战场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南京原本位于长江下游，从地图上看有长江作为屏障，可当北方和中原主要战场接连失守以后，这条屏障已经很难独立改变整个局势。
1949年初，南京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国民党方面开始为政府机构转移做准备。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在南京维持的中央政权至此结束。
随后，其机构辗转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年底迁往台湾地区。
再回头看钱穆当年的担忧，会发现他真正敏锐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猜中了“南京守不住”。他看到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政治中心会改变一个国家资源流动的方向，也会影响决策者观察全国的视角。
首都靠近最富裕的地方，办事确实方便，但方便并不等于没有代价。如果政治、教育、人才和经济机会不断向一个区域集中，其他地区就可能越来越弱。久而久之，区域差距不只表现为收入高低，还会影响交通、教育、产业和人口流向。
蒋介石最终选择南京，有历史惯性，也有现实利益和行政便利。可1946年还都之后，真正拖垮国民党统治的因素已经远远超过一座城市本身：财政失控、通货膨胀、吏治问题、军事失利以及社会支持不断流失，彼此叠加，最终形成难以逆转的局面。
因此，四年后的结局之所以让人重新想起钱穆，不只是因为南京在1949年易手。
更值得回味的是，他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并不过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目光不能只停留在最繁华、最方便的地方。真正稳固的布局，应当让不同地区都能获得发展空间，让人才、产业和资源形成更加合理的流动。
钱穆谈的是一座首都，实际上思考的是整张中国地图。
而1945年至1949年之间发生的一切，也让这场原本看似属于学者之间的“建都争论”，最终变成了一段值得反复琢磨的历史。